由于歷史原因，文中述及的問題以往都是禁區(qū)，只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人們無法了解真相。而這些，今天已經有了結論。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在全軍范圍內開展了“反教條主義”的斗爭。在當時復雜的國際政治環(huán)境和黨內“左”的思想影響下，這次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蕭克等一批主持全軍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將帥，對解放軍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進程造成了不良后果。

這次會議，由最初的“反教條主義”轉化成一場軍隊內部的政治斗爭，其中有錯綜復雜的歷史和人事因素。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問題過去都是禁區(qū)，只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我們無法了解歷史的真相。筆者試從1950年代我軍建設的歷史事實中，回顧“反教條主義”的歷史背景和發(fā)展演變，以總結經驗教訓。

劉伯承、彭德懷等人如何看待蘇軍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解放軍承擔著保衛(wèi)國家安全，反擊外敵入侵的重要使命。這就要求我軍從戰(zhàn)爭年代的兵種單一、裝備落后、編制和規(guī)章制度不統(tǒng)一以及游擊習氣中改變過來，轉化成多兵種合成軍隊，適應現(xiàn)代化條件下的作戰(zhàn)。經歷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后，這種愿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澤東給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yè)學員的訓詞中指出：“我們現(xiàn)在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xiàn)代技術的階段。與現(xiàn)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guī)化，就是要求實行統(tǒng)一的指揮、統(tǒng)一的制度、統(tǒng)一的編制、統(tǒng)一的紀律、統(tǒng)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xiàn)諸兵種密切的協(xié)同動作。”這是我軍建設的基本方針。

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當時最現(xiàn)實的選擇是向蘇軍學習。上世紀50年代初中蘇結為同盟，關系密切。特別在抗美援朝戰(zhàn)后，蘇方向我軍提供武器裝備、派出專家顧問，使解放軍在短短幾年內實現(xiàn)了由單一陸軍向擁有陸海空三軍的多兵種現(xiàn)代化軍隊的轉型。那時全國掀起了向蘇聯(lián)學習的熱潮，軍隊也是如此。當年在訓練總監(jiān)部工作的彭施魯少將回憶：“1952年前后，我們在建軍工作的一系列問題上，開始了一個向蘇軍學習的階段。編制體制、兵役制度、條令規(guī)程、薪金制度、軍銜制度、獎懲制度等，幾乎全部是仿效蘇軍的做法。當時在總部工作的一些領導還提出過一些不恰當?shù)目谔枺纭蛔邩拥貙W’、‘高學低用、死學活用、先學后用’等。”這些話，有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講的，有的是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提出的。

在“全盤蘇化”背景下，解放軍軍事訓練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傾向。有的過分依靠蘇方顧問，有的過于推崇蘇軍制度，并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學習中。例如，南京軍事學院曾實行“六小時一貫制”，每天上午連續(xù)學習６個小時，晚上加班學。學員感到很疲勞。考試實行口試，由一名主考和兩名陪考向學員發(fā)問，被學員稱為“三堂會審”。下級見上級要有報告詞，哨兵換崗時要擊鼓吹號。在軍事學院學習的一些高級將領對這些教條的做法很有意見，認為違背我軍的傳統(tǒng)和作風，應予糾正。

在我軍組織的軍事演習和戰(zhàn)役中，蘇軍顧問也與我軍指揮員產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島，是我軍首次三軍聯(lián)合登陸作戰(zhàn)。戰(zhàn)前制訂方案時，蘇軍顧問援引二戰(zhàn)諾曼底登陸經驗，主張利用夜色掩護實施登陸。前線指揮員張愛萍等認為黑夜登陸難度大，容易造成傷亡，主張白天登陸，爭論得很激烈。結果否定了蘇軍顧問的意見，一戰(zhàn)而勝。1956年軍委組織濟南戰(zhàn)役演習，蘇軍顧問堅持主力由黃河正面反攻濟南，劉伯承元帥則主張由徐州外線迂回敵后，爭持不下。劉帥感覺蘇軍訓練自成系統(tǒng)，我們的傳統(tǒng)戰(zhàn)法與其難以融合，報告軍委請求加強我軍傳統(tǒng)軍事理論教育，將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審查，斟酌取舍，同時建議自己編寫軍隊的各種條令和教材。

劉伯承早年留學蘇聯(lián)，系統(tǒng)學習了蘇軍的理論，尊重蘇軍的正規(guī)化、多兵種協(xié)同作戰(zhàn)經驗。在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期間，他親自翻譯蘇軍的條令和教材，將其引進到教學和訓練中，同時他也研究中國古代兵書，從傳統(tǒng)軍事理論中汲取營養(yǎng)。他留用一批原國民黨軍將領，讓他們講授軍事基本理論，并組織我軍將領根據(jù)解放戰(zhàn)爭的作戰(zhàn)經驗，編寫出一批戰(zhàn)例。公正地說，劉伯承力求博采眾家之長，為我軍的訓練和教學服務。

實踐證明，“全盤蘇化”帶來了一些消極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戰(zhàn)役系學員李夫克少將給劉伯承院長寫了一封長信，除了對“六小時一貫制”和考試制度提出意見外，也談到教材中空話太多、內容陳舊等問題。他強調學習現(xiàn)代戰(zhàn)爭理論應該和我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劉伯承正在上海養(yǎng)病，對李夫克來信非常重視。他寫信給院黨委，建議將該信印發(fā)各級黨委，展開討論。在劉帥積極倡導下，軍事學院內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在討論中，有一些同志認為：蘇軍的經驗是先進的，應該認真學習，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學會了再說。沒有學，怎么知道哪些應該批判？戰(zhàn)史系教授會主任蔡鐵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信指出：向蘇軍學習已經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說，我們還只‘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學習先進的經驗’，這是科學的。可是當著還沒有學，還沒有學會、學通，甚至還沒有沾過邊的時候，就要來批判，他會批判出個什么結果來呢？”他說：“我們有不少這樣的人，只重視自己的經驗，不重視別人的經驗；非要自己流血犧牲換來的經驗才叫做經驗，總是輕視別人的經驗。這種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驕傲，便是出于狹隘的經驗主義。這種思想不克服，我們將非走彎路不可。”蔡鐵根的這封信，反映了學蘇問題上的另一派意見，這樣的意見明顯處于少數(shù)。

對于蘇軍經驗，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元帥也經歷了一個由學習到懷疑的過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學習蘇軍，一度設想在部隊中實行“一長制”。經過調查研究后，他主動放棄了這個設想。后來在檢查海防工作時，他對部隊按照蘇軍顧問的意圖部署海岸炮兵極為不滿，認為我軍的空軍力量與蘇軍不同，完全照搬蘇軍的防御體系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戰(zhàn)中是要吃虧的。1955年我軍在遼東半島組織大規(guī)模抗登陸演習，他認為演習的過程和文件都是事先準備好的，不符合實戰(zhàn)要求。表示“這作為示范性教學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臨時出情況，才能考驗指揮員的處置才能，同時檢驗官兵素質和裝備是否適合實戰(zhàn)”。當中央號召反對教條主義時，他在行動上緊跟，是發(fā)自內心的。

軍內對彭德懷“反教條主義”有不同看法

全軍范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是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中蘇兩黨關系的變化。不久，毛澤東發(fā)表《論十大關系》，提出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并明確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如何破除對蘇聯(lián)的迷信，反對教條主義，在軍事學院和國防部訓練總監(jiān)部，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是：教條主義傾向究竟是局部的，還是全軍性的；在一個單位中，究竟是占主導地位，還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這種爭論是在民主的氣氛下進行的，各種意見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但是后來出現(xiàn)一些不正常的情況，把“反教條主義”擴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軍訓工作的副總長張宗遜派一個工作組到南京，了解軍事學院中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少人對學院領導提了許多尖銳的意見，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中，聽得出對劉伯承院長是諒解的，但對其他領導借劉帥的威望壓制民主則甚為不滿。工作組回京報告后，11月張宗遜又帶領工作組來到軍事學院調查，并寫出了正式報告《關于幾年來訓練工作的我見》，發(fā)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軍報》上。

看過張宗遜的報告后，彭德懷在1957年２月與陳賡、譚政等率領國防部工作組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聽取干部和學員的匯報后，彭德懷指出：“根據(jù)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xiàn)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產生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xiàn)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于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他指責院校黨委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采取徘徊、猶豫、拖延的態(tài)度”，強調“我軍在長期革命戰(zhàn)爭中所表現(xiàn)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劣勢的裝備技術戰(zhàn)勝優(yōu)勢裝備技術的強大敵人。這個特點過去一貫是我軍制定作戰(zhàn)原則的主要根據(jù)，因而我軍的基本經驗也是以劣勢裝備戰(zhàn)勝優(yōu)勢裝備敵人的經驗。”“說我們過去的東西沒有什么值得學習，是沒有根據(jù)的。”“我軍在學術方面現(xiàn)在最大的缺點，是我軍的經驗沒有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和總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學院應當著重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著作，作為指針，來整理我軍的歷史經驗。”回到北京后，彭德懷對講話記錄進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澤東。

為了強調“反教條主義”問題，彭德懷又整理了一個《視察南京軍區(qū)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報告》，５月20日上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后，發(fā)表在軍內刊物《八一雜志》上。

彭德懷的《講話》和《報告》，對軍事學院的教學和訓練持基本否定的態(tài)度，把教條主義提高到戰(zhàn)略和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之爭的高度。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不能接受，學院黨委在３月間舉行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但是對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提出三點：１.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條主義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３.過去的方針、口號是正確的。院黨委的《決定》體現(xiàn)了這個基調，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寫為“教條主義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鐘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劉伯承匯報，劉伯承對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對鐘說：你在南昌暴動時就當紅軍，難道會“背叛優(yōu)良傳統(tǒng)嗎”？還說：“海、空軍有什么傳統(tǒng)？海軍出航，你看宣傳鼓動棚設在哪里？”

關于“以我為主”，總結我軍革命戰(zhàn)爭經驗，劉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對這一點，劉伯承即使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查時，也實事求是作了說明。他說：建院之初，“在傳統(tǒng)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zhàn)史，并曾經三次組織赴朝鮮學習作戰(zhàn)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zhàn)例，匯集為課業(yè)之用，成立戰(zhàn)史系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而編寫我軍戰(zhàn)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軍委第63次會議才決定由葉劍英、李達等組成籌備委員會，開始著手進行的。后來的事實證明，編寫我軍戰(zhàn)史，總結我軍經驗，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細致的科研工作，決非短時期能夠實現(xiàn)。

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訓練總監(jiān)部干部認為應追究責任。蕭克等負責人認為：軍隊產生教條主義的責任首先在張宗遜。張宗遜在學習蘇聯(lián)高潮時期，曾提出“不走樣地學”等過火的口號，現(xiàn)在又不切實際地夸大教條主義的嚴重性，令人難以信服。主持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元帥也指出：張宗遜“當時在六位上將副部長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個。大家對他意見很多。”張宗遜調離訓總，回總參任副總長，1958年３月訓總召開四級干部會議，后來演變成對張宗遜的批判會。

訓總干部會議反映出一種情緒：許多人不贊成彭德懷對“反教條主義”的提法，有的干部要彭收回他給中央的報告，這樣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懷看了訓總干部會議簡報后質問蕭克：你們哪里是在批斗張宗遜，就是批彭德懷么！這時正值中央成都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教條主義的講話。訓總干部會議的立場得不到支持，被迫休會。而毛澤東對訓總四級干部會的否定和軍隊內部爭論的升級，導致了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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