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好！首先祝賀大家畢業！

“北大人”是一種光環，也是意味著責任，特別是對我們這個苦難深重、飽受蹂躪的民族的責任。

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國有過輝煌的發明創造，為人類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在過去500年，中國在發明創造方面乏善可陳。讓我用數字說明這一點。

根據英國科學博物館的學者Jack Challoner的統計，從舊石器時代（250萬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有30項，占3%。這30項全部出現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項重大發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

經濟增長源自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出現。傳統的社會只有農業、冶金、陶瓷、手工藝等幾個行業，其中農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F在我們有多少個行業？按照國際多層分類標準，僅出口產品，兩位數編碼的行業有97個，4位數編碼的行業有1222個，6位數編碼的行業有5053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這些新的行業全是過去300年里創造的，每一件新產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 在這些眾多的新產業和新產品中，沒有一個新行業或重要產品是中國人發明的！

以汽車產業為例。汽車產業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國人卡爾·本茨、戴姆勒和邁巴赫等人創造的，之后經歷一系列的技術進步，僅從1900到1981年間，就有600多項重要創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國現在是第一汽車生產大國，但如果你寫一部汽車產業的技術進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發明家數以千計，里邊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比利時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會有中國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紡織等這些在17世紀之前中國曾經領先的傳統行業，過去三百年里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區域，各區域之間基本處于封閉狀態，一項新技術在一個地方出現，對其他地方的影響微乎其微，對人類整體的貢獻非常有限。比如說，東漢的蔡倫于公元105年發明了造紙，但中國的造紙技術到公元751年后才傳到伊斯蘭世界，又過了三四百年才傳到西歐。我上小學的時候，練字還得用“土盤”，用不起紙。

但1500年之后，全球開始一體化，不僅技術發明的速度加快，技術擴散的速度變得更快，一項新技術一旦在一個地方出現，很快就會被其他地方引進，對人類整體的進步發生重大影響。比如，德國人于1886年發明了汽車，15年之后，法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國，又過了15年，美國取代法國成為第一汽車生產大國，到1930年，美國汽車普及率已達到60%。

因此， 1500年之后，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中國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載入史冊的發明創造，意味著我們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比我們的祖先差遠了！

我還要強調一下人口規模問題，國家規模有大有小，國家之間簡單比較誰的發明創造多，容易產生誤導。

理論上講，給定其他條件，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越快。并且，創新之比與人口之比是指數關系，不是簡單的等比例關系。 原因有二：第一，知識在生產上具有重要規模經濟和外溢效應；第二，知識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國物理學家Geoffrey West等人發現，在城市生活中，人類的發明創造與人口的關系遵循正5/4指數縮放規則： 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那么，發明創造總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來看， 中國對世界發明創新的貢獻與中國的人口規模太不成比例。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國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實際情況是， 近代500年里，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比，我們甚至連瑞士的一個零頭也達不到。瑞士人發明了手術鉗，電子助聽器，安全帶，整形技術，液晶顯示器，等等。中國人民銀行印刷人民幣使用的防偽油墨是瑞士的技術，中國生產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機器加工的。

問題出在哪里？難道是中國人基因有問題嗎？顯然不是！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古代中國的輝煌。

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創造力依賴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中國人最具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宋代，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個時代也是中國人最自由的時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東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們卻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須強調，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今天，飯前便后洗手已成習慣。但是，1847年，匈牙利內科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產婦前需要洗手的時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丟掉了工作，在一個精神病院死去，終年47歲。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觀點基于他對產褥熱的觀察，當時他所在的醫院有兩個產房，一個服務于富人，由專業醫生和護士精心照料，這些醫生不斷在接生和解剖尸體之間轉換工作；另一個服務于窮人，由接生婆負責。他發現，富人得產褥熱的比例是窮人的三倍。他認為，原因是醫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與當時流行的醫學理論相矛盾，他也不能對自己的發現給出科學證明。

人類的衛生習慣是怎么改變的？這與印刷機的發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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