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專家以及政府主事者，無論如何收集信息，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一個地方的全部信息以及未來的全部可能。與企業家一樣，當需要判斷的事項太多或過細時，政府主事者受其知識及其判斷能力的限制，其決策也可能犯錯。問題的關鍵，是怎樣分配規劃權，以充分利用社會中分散的知識，吸納那些對資源的空間利用具有判斷力的企業家及其他人才，參與到城市規劃中。蛟龍工業港的規劃，正是將規劃權從政府手中讓渡到企業家手中。
蛟龍工業港能夠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獲得了自主規劃權。在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何分布廠房、住宅、學校、道路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土地的整體租值，本身就要求蛟龍公司具有一定的規劃權。產業升級和人口聚集帶來的市場租值的變動，也要求不斷調整規劃。雙流縣政府在與蛟龍公司簽訂的投資協議中，附于了蛟龍工業港自主規劃權，協議約定“3平方公里的雙流蛟龍工業港總體規劃應與雙流縣總體規劃相符。由蛟龍工業港自行規劃修建，并報經縣政府有關部門審核備案”。蛟龍工業港的主要干道、地塊的劃分、土地用途、配套設施等，都由蛟龍工業港自行規劃，并在雙流政府備案。在規劃變動，需要調整用地性質時，蛟龍公司與雙流政府協商，辦理農轉用手續，在雙流縣的土地利用規劃與城市規劃上做出相應的調整。
雙流縣政府將規劃權讓渡給蛟龍公司，使黃玉蛟能利用自己前瞻性眼光，規劃與提前布局蛟龍港的發展。早在六七年前，黃玉蛟就看到了產業升級的前景，在2010年修建的紫金電影院是雙流縣首家五星級影院，排名居于太平洋院線的前五名，其后雙流縣才出現了五家同類電影院；建造的購物中心并不在雙流縣城區，但通過海洋館、真冰場等娛樂設施與購物相結合，吸引了成都的游客來購物休閑，單日客流量最高突破20萬人次，有60%的顧客來自成都市；建在購物中心內的海洋館也是成都乃至全國的首創，成為成都市民休閑旅游的一個新景點。產業升級、立體城市等發展戰略，都反映了黃玉蛟本人的前瞻力。如果蛟龍公司沒有規劃權，依然依賴于雙流縣政府領導或其聘請的專家來制定規劃，這里恐怕仍然是一片落后的農村，或像國有園區一樣土地利用效率地下、人氣稀疏。沒有規劃權，黃玉蛟的前瞻判斷才能難以得到發揮，蛟龍工業港的產業升級和城市化也不會這么快。
另一方面，蛟龍工業港的產業升級，也是對市場相對價格變化的反應。蛟龍工業港聚集了10萬人口，而雙流縣新城區的發展趨勢也是與蛟龍相連，人口聚集本身就要求修建娛樂、購物等設施。
蛟龍工業港的產業升級，是黃玉蛟作為企業家的前瞻力與市場變化相結合的結果。而能發揮企業家才能與市場力量的制度基礎，是雙流縣政府對規劃權的讓渡。雙流政府通過規劃留白，讓蛟龍公司自行規劃，再規劃完成后再補在雙流縣的規劃上。規劃權的讓渡，使黃玉蛟可以按照其判斷力和市場需要制定發展戰略，提前布局，從而使蛟龍港在較短的時期內實現快速的升級發展。
（五）稅收分成
本節要回答的問題是，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什么樣的制度安排能激勵民營城市的發展？
中國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進行的激烈競爭，被不少學者認為是理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張五常認為，以縣級政府為主體出讓與分配土地，并與上層政府和投資者進行的增值稅稅收分成，是激勵地方政府競爭的有效制度安排。陶然等也認為財政安排是理解地方政府行為應考慮的主要原因，但認為“競次”式（Race to the Bottom）的地方競爭會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資源使用效率低、征地矛盾突出、環境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周黎安則認為地方官員謀求晉升而追求GDP等經濟發展績效的政治錦標賽是理解地方政府競爭的關鍵。作為自主經營的民營工業園區，雙流縣政府與蛟龍工業港的合約安排，使我們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地方發展模式。
雙流縣政府是通過簽訂合約的方式賦予蛟龍公司權利與激勵的。雙流縣政府與蛟龍公司簽訂的《投資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1）設定了蛟龍公司的投資額度、引進的企業數量、園區的稅收總額，以及GDP數量等目標；（2）約定了蛟龍公司的基礎設施投資；（3）授予了蛟龍自行規劃權；（4）約定了稅收分成的優惠政策；（5）政府的義務。我們分別看這些條款的具體內容：
（1） 投資規模及建設目標
協議約定，蛟龍集團需在開發區范圍內分三期投資10億元，規劃面積3平方公里，引進企業400家以上，建成后兩稅預計達到3億元以上，GDP預計達到60億元以上。且蛟龍公司引入開發區的企業，其工商、稅務關系登記注冊在雙流。
（2）基礎設施建設
協議約定，蛟龍公司自建污水處理廠一座，日供水6000噸水廠一座，日供電10000kvA開關站一座；由蛟龍公司自行設計，出資修建道路30米寬（含道路兩側綠化）下水管網；自建10kv開關站，開關站所有供電系統由蛟龍投資并在園區內采用地下埋設電纜網；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風險大、回報小”，所以蛟龍所建標準廠房、辦公、生活用房（五樓以下，包括五樓）等建筑均由其（有相關資質的）自行設計、制圖、修建。
（3）授予蛟龍規劃權
協議約定，蛟龍工業港總體規劃應與雙流縣總體規劃相符。由蛟龍工業港自行規劃修建，并報經縣政府相關部門審核備案。
（4）稅收分成
雙流政府以扶持獎勵政策的方式，將對蛟龍“承諾的每平方米實現稅收100元，每年按地方實得（指扣除乙方區內企業已享受優惠獎勵扶持政策后的地方實得部分）的25%財政扶持給乙方發展；達到每平方米稅收80元的，按20%財政扶持給乙方發展”。
（5）政府的義務
雙流政府成立工業港領導小組，負責向工業港提供優質服務及相關優惠政策；協助企業搞好周邊關系及治安、環保、工商、稅務等部門關系。
《投資協議》清楚的展示了縣級政府與開發區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與激勵機制。蛟龍工業港要完成投資與發展目標、自建基礎設施，但相應的獲得規劃權、政府的稅收分成，以及政府協調服務。在實際的合約履行中，蛟龍工業港早已完成稅收任務，并超額建設了基礎設施，獲得的規劃權與稅收分成，成為支持發展的重要因素。
自主規劃權已經在前文中有所討論，這里將主要討論稅收分成的合約安排。雙流政府的創新，是以扶持獎勵政策的方式，在蛟龍工業港達到承諾的兩稅目標3億元后，政府將其稅收實得的25%給蛟龍作為獎勵。這使稅收分成成為蛟龍公司開發土地所得的第二個主要收入來源，也激勵了蛟龍公司在選擇企業時更注重其稅收貢獻。
雙流政府與蛟龍公司的合約，讓我們從不同角度，思考學者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發展模式的討論。首先，蛟龍公司進行基礎設施投資、招商引資、提供服務的激勵顯然不是為了在政治上獲得晉升。黃玉蛟不會因為蛟龍工業港超額完成GDP而獲得行政權力。可見，官員的政治晉升激勵不是一個地區發展的必要因素。其次，蛟龍公司以租地的方式為企業提供較低的用地成本，但并沒有扭曲土地要素的價格。政府的傳統招商引資模式，一方面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另一方面為促進招商引資，以低價協議出讓工業用地的方式補貼企業。蛟龍公司一方面采用租地而非征地的方式獲得土地，每年向農民支付租金，而另一方面則將土地租給園區內的企業。蛟龍公司通過市場合約的方式獲取并轉讓土地的使用權，沒有扭曲要素價格。相反，合約雙方要隨行就市提高租金，這促使蛟龍升級產業、建立立體城市。第三，稅收分成為蛟龍公司提供了經濟激勵，但并不是蛟龍盈利的全部。蛟龍公司本身從工廠、寫字樓、公寓樓等租賃合約中獲得的租金收益，作為其利潤的重要來源，也會激勵蛟龍公司提供基礎設施、積極招商引資。
稅收分成對蛟龍公司的激勵直接體現在與承租企業的合約上。蛟龍公司與工廠簽訂的合同中約定，如果企業未達到一定的稅收標準，企業需要補交一定的使用費：“企業每年兩稅總計應達到15萬元/1000平方米建筑面積標準，若未達到以上收稅標準，則乙方自愿同意甲方在原工廠使用費的基礎上，按每月每平方米3元增收乙方一年的使用費”。
蛟龍公司在與租賃寫字樓的企業簽訂的協議中，進一步約定了50%的稅收分成，“每100㎡建筑面積單年完稅超過10萬元人民幣的，即可享受稅收獎勵政策，即甲方對乙方單年完稅超過10萬元人民幣/100㎡建筑面積的稅收部分，按照縣級留存部分的50%給予乙方獎勵”。
對達到稅收標準的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蛟龍公司還會為其在蛟龍港五星學校就讀代交學費（民辦中小學，學費每學期約2000-3000元）。這些條件包括：
“一、入駐蛟龍港的企業，凡在園區年上交稅收達到50萬元以上的，每50萬元解決1名企業在職職工的子女入學，享受蛟龍管委會的入學優惠政策，依次類推。
……
三、在蛟龍港從事第三產業的個體工商戶，在港年上交稅收在5萬元以上的，每5萬元解決1名個體工商戶的子女入學，享受蛟龍管委會的入學優惠政策，依次類推。”
上述合約條款以及達到稅收標準的優惠政策，清楚地表明獲得政府的稅收分成是蛟龍公司招商引資與建設配套設施的重要原因。寫字樓的稅收分成合約，更是側面驗證了張五常所述的經濟制度中，地方政府上下級之間，以及政府與企業間形成的層層分成合約。然而，與張五常的地方競爭機制不同，雙流縣政府與蛟龍公司的分成率并非由稅制界定（在稅制安排中，縣政府獲得增值稅的25%），而無論是雙流政府還是蛟龍公司，都沒有通過低價出讓工業用地的方式與企業分成。也即，稅收分成是理解地方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重要一環，但分成合約的形式卻可以是多樣的。地方政府采取的低工業地價補貼，是地方政府主導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面對制度約束采取的合約選擇。然而，如果是通過市場合約的形式，由企業來主導城市化，是可以采用與入住企業約定稅收分成，或免費提供配套設施，如企業子女入學優惠政策等多種形式的分成合約。
雙流政府稅收分成合約的另一個特點，是只規定了兩稅（國稅與地稅）總額，而沒有根據不同稅種制定不同的分成安排。稅收總額包括了從事服務業的個體工商戶交納的營業稅，這使蛟龍公司在發展園區時會兼顧個體工商戶的部分利益。蛟龍公司在決策時，只需考慮4平方公里土地上總租值的極大化，從而會考慮多方利益，并適時促進產業升級。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的民營城市為什么也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