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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十年的巨變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城市境況。我們能夠從宏觀的政治經濟維度對這一巨變進行分析，比如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市政策在宏觀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我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通過嶄新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多樣的文化娛樂活動對巨變進行直觀把握。在當下的歷史-地理節點上，我們似乎已經可以將新的城市經驗與既往經驗完全切割開來——畢竟，重工業立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連同那時捉襟見肘的城市生活一起。但是歷史的延續并沒有被空間的巨變所徹底掩蓋，在新的城市經驗的很多維度上，我們依然能夠觀察到既往城市經驗/政策的影子。
其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維度便是曠日持久且日趨激化的城市人口調控問題。與計劃經濟時代對人口流動的嚴格控制不同，進入城市的大量所謂“流動人口”構成了最近四十年城市巨變的核心推動力，但是他們在城市里的生活卻屢屢遭遇名目繁多的“調控”和阻力，并由此而引致了王春光歸納的“半城市化”現象。在這個維度上展開的最新案例來自北京。2017年11月，在北京市大興區一場奪去了19條生命的大火之后不久，北京市政府便迅速展開了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 ，并在事實上促成了對“流動人口”的大規模驅趕 。這個行動的語境是已持續了數年的“非首都功能疏解” 和“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 ，而它的催化劑則是事件發生兩個月前獲得中央批準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 （2016年-2035年）》——其中規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規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020年以后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在社會學、人口學、政治學等學科范疇內，對“流動人口”及戶籍制度等相關話題的討論已經相當豐富。在早期對農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所做的研究的基礎上，目前的主流觀點已經注意到歧視性制度所造就的本質化身份，并在此基礎上呼吁我們轉換分析視角，通過過程化的公民權概念來實踐“承認的政治”。在近期一項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調查中，楊菊華發現流動人口總體融入水平仍然不高，并且“制度約束和結構排斥使得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融入程度嚴重滯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廣義的制度約束（并不局限于戶籍制度）是如何限定“流動人口”的城市經驗的，同時也提示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這些制度約束背后又遵循著什么樣的邏輯。
毋庸諱言，前述一系列調控人口的政策/制度本質上都是城市政策，它們的核心目的都是為了在城市化過程中按照某種默認的城市觀念重新進行社會空間排序（socio-spatial reordering）。在城市觀念和社會排斥實踐之間，空間變成了具有媒介作用的關鍵詞，并因而可望成為我們理解制度邏輯的一個切入點。但空間應該如何定義和分析呢？在人文地理學文獻中，對空間的界定多樣并且動態，幾乎無法窮舉 , 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空間與社會是相互形塑的，作為社會過程的中介物（intermediary），空間也同時被社會過程塑造和重塑，因而內蘊著政治性 。在多琳·馬西 看來，空間概念和內涵的多樣性（multiplicity）對應著政治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所以我們思考空間的方式直接影響著對政治問題的探究和對新的社會過程的構想。
把空間放置在分析框架的核心位置，我們便可以從可見的（visible）城市變遷出發，去探索城市政策的主體（subject）及其能動性（agency），進而借助空間視角對制度邏輯進行更深入的剖析。在人口調控問題上，空間的在場突出體現在那種默認的城市觀念上：到底何為城市、何為首都？為何特定的產業可以被歸類為“非首都功能”并加以疏解？為何城市的總人口要施加如此嚴格的上限？除了語焉不詳且爭議頗多的水資源限制這個理由外，我們至今依然不清楚，指引著這些政策制定的理想城市狀態是什么模樣。這個默認的城市觀念雖然就其本質而言只是一種空間想象，但是它與城市政策和制度之間的勾連立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在這一知識與權力聯結的過程中，空間圖繪（mapping space）在話語層面合理化了特定的知識，從而服務了特定的權力機制 。
通過分析空間想象與社會過程（尤其是人口調控過程）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和地理動態，我們能夠批判性地審視城市時代的意識形態，構想和實踐別樣的城市空間，從而更有效地爭取并重構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這一分析要求我們同時推進兩個相互關聯的過程：一方面，我們要將城市議題空間化，在空間的維度思考和反思社會實踐和政治經濟框架；另一方面，我們還應將這一空間機制歷史化，通過融入時間性的視角來識別空間變遷及其內在邏輯所具有的慣性和斷裂。為了同時關照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我在這篇文章里將借助福柯的譜系學方法 去解析當下城市境況的意識形態動態——具體來說，我將討論官方城市觀念背后的空間圖繪是如何生成和演變的，以及它的斷裂和延續反過來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與政策，最終不斷改造我們的日常生活。
“反城市主義”：概念與脈絡
在引言中已經提到，目前對待大城市的官方態度（以及相關的規劃、方針和政策）是受著一種默認的城市觀念指引的，那么這個觀念——或者說是繪制空間的話語——是什么呢？為了更好地界定它，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視野，在更廣大的地理和歷史語境中搜尋答案。在一篇發表于1976年的文章中，旅美地理學家馬潤潮總結了當時中國的“反城市主義”政策 。通過對中國半殖民地歷史和革命歷程的介紹，以及“下放”和“上山下鄉”政策的梳理，他指出社會主義空間策略事實上建立在反城市（anti-urban）的基礎上。一方面，工業發展過程中要求轉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事實上嚴格控制和阻止了城市空間本身的擴張；另一方面，消滅“三大差別”（腦體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方針在實踐中主要通過向農村轉移城市資源（其中包括知識青年等人力資源）而得以推進。“反城市主義”這個概念由此進入到我們的視野。
城市和現代性在社會學研究傳統里常常是成對出現的概念。比如，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齊美爾將大城市中人們情感生活的緊張歸咎于從勞動分工和現代文明中日益發展出來的一種精神 (geist)，這種精神遵從市場原則，受一種理性計算的經濟利己主義（economic egoism） 支配，將人的個性貶低得毫無價值。最終，現代文化中的客觀精神壓制了主體性，作為個體的人也被化約為了可被量化的“客觀”的存在 。芝加哥學派的路易斯·沃斯繼承和發展了齊美爾的觀點，他在后者描述的城市個性的精神分裂（schizoid）特征的基礎上，提煉出了支撐城市主義理論（a theory of urbanism） 的三個基本屬性：人口規模膨脹，高密度社區，以及個體和集體生活的異質性 。與齊美爾不同，沃斯并沒有對這種城市主義的狀況進行規范性評價，而是將之視為一種新的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物理結構、生態秩序、社會組織系統以及個性的集合——換言之，城市主義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個體性被勞動分工化解為諸種范疇、“均質人”（average person）的誕生等社會現實只不過是歷史進程中激起的若干浪花。
如果說沃斯的生活方式論為二十世紀早期對城市主義的社會學探索設定了一個規范議程，那么齊美爾的擔憂與憤懣則更加接近“反城市主義”的觀念和態度。邁克爾·湯普森將這一觀念/態度界定為人們對現代性的一種保守反應：面對被城市空間加劇的原子化和失序生活，人們開始探索別種空間資源以拒斥現代形式的生活和意識，并由此而構建起有別于城市主義的情感意識、生活形式和社會聯結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反城市主義”的觀念和對道德自我（moral self） 的追尋常借用非城市 (nonurban) 的生活形式和傳統道德信條加以表征，并通過特定的空間過程進行實踐。“反城市主義”觀念最常見的話語表達是對田園牧歌的懷舊式追憶，這在羅伯特·博勒加德對美國郊區狀況的歷史考察中有著鮮明的呈現 。在他看來，托馬斯·杰斐遜可被稱作美國的第一個“反城市主義”者，后者在寫作中對大型聚落始終抱持懷疑和警惕態度，認為工業化和資本競爭不僅會傷害農業社會的根基，而且最終會導致自由的敗壞。這一立場在十九世紀晚期的美國逐漸演化為一種對城市郊區的迷思：作為城市和鄉村的結合體，郊區可以被發展成為所謂田園城市（garden city），從而能夠兼容城市生活與個體之中內蘊的保守價值。但是最終，與郊區興起相伴隨的是美國內城的衰落和事實上的種族隔離狀態 ，而面向郊區的逃遁也只是諷刺性地造就了一種千篇一律的低檔建成環境，在那里的人們發現自己再也無處可逃。
但田園牧歌和郊區化并非“反城市主義”唯一的話語表達和空間機制。湯普森注意到，雖然“反城市主義”這一意識的起點是對自然（natural）和人工（artificial）所做的區分，但是它的焦點和具體表現隨著歷史和地理境況而不斷變化，并因此產生了多樣且動態的政治效果。換句話說，“人類思想和行動事實上是鑲嵌于（embedded）空間之中的，而這也就意味著，思想和意識的主體間屬性（intersubjective nature）受制于空間與社會聯結狀態（association）之間的關系及其屬性” 。為了理解中國的城市和人口調控狀況，我們不得不進一步發問，馬潤潮在1976年揭示的那種社會主義“反城市”策略受制于什么樣的空間和社會聯結狀態？這一策略經過什么樣的機制才終于把陰影投向了當下的城市過程？面對這一問題，前述社會學傳統的不足立刻凸顯：他們通常將“反城市主義”等價于對城市現代性的保守主義反動，卻忽視了一支在相反的、革命的方向扛起“反城市”大旗的力量：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思潮與城市》一書中，列斐伏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城市觀念做了精彩的述評 。通過分析《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關城市實在（urban reality）的段落，列斐伏爾發現城市狀況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構建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后者那里，一國范圍內的勞動分工導致了工、商業勞動力與農業勞動力的區分，這進一步造成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分隔和對立 。立足于這個論斷，列斐伏爾回顧了從古代到中世紀再到工業革命時期的城鄉關系之演變，然后在這一歷史主義框架中推出了他自己的結論：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建立在哲學一般性上的抽象論斷，而是建基于對歐洲當時被忽視的城市歷史的重新發現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城市生產出了歷史的能動性，并成為歷史的主體（the subject of history）： 一方面，城市生產了諸多物品（“生產”的狹義層面）；另一方面，城市生產了工作，觀念，語言，靈性（spirituality） 等一切構成了社會與文明的事物（“生產”的廣義層面） 。正是在城市中，資源、生產工具、資本、需求和愉悅得到前所未有的聚集，市政管理、警察、稅收等事務（municipality）成為必需，作為整體的政治成為可能，勞動分工被進一步推進，并造成了廣泛的異化和階級的生成——這所有要素一起構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綱領和行動的前奏 。
但是城市在他們的革命綱領中將要扮演的角色卻是完全負面的：消滅資本主義和消滅城市被視作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為什么會這樣？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簡短地回顧恩格斯在工業革命時代切身經歷的城市問題（馬克思對城市經驗的論述則相對有限）。1845年，青年恩格斯根據他在英國城市（以曼徹斯特為主）的見聞寫就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并嘗試著通過對城市狀況的勾勒來分析資本主義的性質 。面對雄偉壯麗的河景街景和骯臟擁擠的貧民窟之間鮮明的對比，無比震驚的恩格斯將矛頭指向了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造就了資本和人口的高度集聚，不僅導致了惡劣的城市環境，而且通過“競爭”的話語促成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all agaist all） 的社會戰爭（social war）。列斐伏爾總結道，城市空間在恩格斯那里被視作一個壓迫的空間——資本主義秩序（order）導致了城市狀況的混亂（chaos），反過來又用種種空間手段對貧窮和混亂加以分隔和掩蓋。換言之，原子化、異化、貧困、空間區隔——這一系列城市問題歸根結底都是資本主義問題，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勞動分工所引致的人口集聚和城鄉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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