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984》劇照

2008年，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G. Carr）發表文章“谷歌把我們變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誡世人，互聯網帶來的信息泛濫，正在剝奪我們的專注力，變得浮躁而淺薄，不再有深入閱讀和獨立思考的習慣，也逐漸喪失記憶力，最終將變成信息技術的奴隸；此文轟動一時，2010年作者又將其觀點擴充為一本書《淺薄》，并以此贏得2011年普利策獎。

也常聽媒體業者說，微博時代，閱讀碎片化了，媒體快餐化了，沒人看書了，寫長文章沒意義了；然而，這些聳人聽聞的哀嘆毫無事實依據，就在卡爾文章發表之后的四年里，盡管手持終端迅猛普及，網絡媒體滲透率不斷提高，但圖書出版、銷售和閱讀量也在快速增長，美國圖書銷量增長了14%；讀者對長內容的熱情并未消減，連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終于接受了長文章。

誠然，對于個人，卡爾的告誡是有益的，過于豐富的信息源確實容易讓人分心，也可能占用過多時間；但人是善于調整適應的動物，每個人反應也不同，新媒體的總體效果，遠非個別觀察和體驗所能把握；實際上，傳播介質的每次重大革新，總會引來像卡爾這樣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語，卻無不在事實面前化為其自身淺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證據。

出現此類認知偏差，是因為這些觀察者只盯著某個局部，缺乏系統性視野和統計頭腦；常有人說50年代的小學生畢業生如何寫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賬，他沒意識到，這只是說明，那時最有天份最好學的孩子也只有機會讀到小學；那些哀嘆電視擠掉了圖書的人也沒意識到，今天整天沉迷于電視的人，若沒電視，八成是在搓麻將，蹲在墻根曬太陽，或圍著火爐子搓手。

新媒體確實產生了大量膚淺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為它擠掉了長篇深度內容，而是因為它成倍擴大了受眾面，要滿足這么多受眾，其多數內容必定是膚淺和碎片化的，基于人類的認知局限，深度閱讀只能是也從來都是少數人在少數時候能夠且愿意做的事情；沒有新媒體，或許有些人會多翻幾本書，但那未必是深度閱讀，因為不是所有被釘進書籍里的都是深度內容。

圖書業的規模經濟對篇幅有特定要求，無論一個主題的適當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這個要求，太短的拼湊成文集，太長的切割為多卷；顧炎武《日知錄》煌煌32卷，其內容之碎片化與微博無異，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才六萬多字，全部組織在一句話里，休謨《自然宗教對話錄》不足百頁，但通篇只談論一個主題，兩者的深度和對閱讀專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長卷所能比；新媒體只是解除了對篇幅的無謂束縛而已。

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聯網可以讓閱讀達到何等深度，為了弄清一個問題，你可以在一晚上讀幾十條維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載查閱十幾篇論文，核實幾十個數據來源，在過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圖書館，類似過程也要幾周時間，只有專業研究者才會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夠好奇心和專注力，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如此深度的閱讀。

很可能，在篇幅束縛解除之后，媒體市場會發生這樣的分化：雞湯手和段子手們在新媒體中找到更有利生態位之后，將退出圖書市場，因為他們的目標受眾不讀書了，書籍本來就不是雞湯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沒有其他選擇才用，而這一變化根本不會減少深度閱讀，因為雞湯書和段子書再厚不會有什么深度。

從印刷術、報紙、廣播、電視，到互聯網、智能手機、社交網，新型傳播媒介始終在拓展大眾的信息來源，開闊其眼界，讓他們認識到生活還有更多可能性，從來沒有人因為信息來源更多而變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才會像比皇帝還著急的太監，每次都跳出來驚呼太多信息會讓民眾迷失墮落變蠢乃至喪失自由。

自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出版30年以來，歷史已經證明他完全錯了，喬治·奧威爾才是對的，自由的喪失，從來都是從信息源的剝奪開始，而這一剝奪必須依靠強制才能做到，動物莊園的建設者們，無不視新媒體為大敵，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眾多像卡爾這樣的人，一遍遍拾起波茲曼的牙慧，以愚昧大眾拯救者的姿態，攻擊他們剛獲得的新自由。

文/輝格 海德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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