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開價格，讓市場配置資源，實際上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農用土地的流轉試點現在也已經開始了。還有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國有土地在同樣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入市，也在選一些地區做試點。這些全部推開后，幾百畝上千畝的大戶就有可能越來越多。當然在WTO“黃箱”約束之內，我們仍可以適當地對糧食提供補貼，但是不要全過程補貼，應該實行后補助。所謂后補助就是設定一些標準，比如按農藥、化肥殘留標準。因為施用農藥、化肥越少，產量越低，適度補貼后還可以賣高價，讓農戶自己選擇。

通過對上述方面的改革，我們可以釋放出農業勞動力、合理利用農地、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長。

第二是戶籍改革。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著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其中的教育，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下發，到現在為止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的方案，而人們最愿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也沒有。

第三，合理的城鎮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帶，包括周圍的小城鎮，才有就業機會，比如設計、物流、生活服務，以及圍繞制造業的一些生產服務業就業。西部地區很可能圍繞省會以及一兩個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帶。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于是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我們必須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障礙。現在各地都對勞動力流動有限制。在1954年《憲法》中，我國勞動力人口是有自由遷徙權的。1958年的時候逆轉了，因為全面進入計劃經濟，隨后實行最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直到1982年《憲法》重新修訂，但當時仍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其后屢次修改《憲法》，勞動力充分流動這個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在憲法正文中都沒有改入。目前相當多的地區規定必須有產權房才能夠落戶。這也是造成住房價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為什么不能落戶口，在德國80%的人租房，并沒有出現所謂的“大城市病”。

勞動力向最能發揮其效能的領域和地域流動，是城鎮化的應有之義。當然，可以有適度限制，主要是考慮公平性。有的國家的一些省州規定，要在當地交稅達到一定時間，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學的優惠。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有可能向價值鏈比較高的方向發展。實現這一條就需要解除管制，放開市場進入。現在國務院正在推簡政放權。克強總理一直在講，創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已產生應有的效果，特別是在創造就業方面。在進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時，政府也可以采取適當措施，支持引導企業向價值鏈高端發展。財政現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過去直接面對企業的資金改造成“種子基金”，就是引導社會上的一些基金對企業創新投資，比政府自己做要強，而且還減少了腐敗的機會。

當然，講到城鎮化有必要講房地產稅。我見過很多文章說地方主要靠土地財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規模達到四、五萬億。實際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凈收入并不多。全國平均，土地拆遷補償、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凈收入約占毛收入的20%。問題主要在于地方不斷依靠新增土地獲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農村建設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條件入市，地方財政土地凈收入還可能少一點，但是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能總是靠土地增量來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設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們的城市不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說OECD國家，而且交通還比人家擁擠。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現。今后應該有一個好的激勵，而房地產稅是一個好的激勵。激勵地方政府盤活存量，城市集約式發展。

第四，社會保險體系必須改革。社會養老保險必須改成國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三中全會明確了要國家統籌，但是，必須要改目前的保險制度，因為這個制度負激勵效應太大。不改成一個正激勵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會要求的多繳多得的制度，單純提高統籌級次，就是災難。社會保險要精算平衡，收繳、給付、投資收益以及替代率、給付年齡等等都是精算調整的因素。不然的話，我們也是過不去的，馬上進入的快速老齡化更過不去。醫療保險問題也很多，但不再贅述。

上述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會中提出的重要任務，四中全會又提出了依法治國的180項改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改革正在推進，比如，在沈陽設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轄東三省，在深圳設了一個巡回法庭，管轄海南、廣東、廣西，全國至少還得設若干個個跨區域的巡回法庭，這是促進市場統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屬于中央事權，將由中央財政承擔支出責任。中央財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會確定的。

總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這幾年非常非常關鍵。由于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時間的變動，我們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夠使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上去，走出停滯的陷阱。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推進改革外，還要處理好兩大難題。第一個難題就是去杠桿化，不能再積累，但是又不能經濟失速。在企業方面，現在股本市場比較好的時候，應該大力發展股本性融資，比如私募基金、風險投資。資本加大了，債務率就下來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失速和規范有時候是沖突的。改革是需要規范的，比如對地方存量債務的處理，要清理也要給出路。要置換債務緩釋風險，轉換方式，例如轉成規范的PPP方式，從而在規范中增長。

另一個難題是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是一部過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識是很難的。2011年出臺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個人賬戶可以繼承。保險是大數定律，互濟原則。買了保險最后的結果是相當于同等年齡段的人，互相之間互濟。說直白點，就是短壽補長壽。保險法卻規定為儲蓄了，而不是保險。那么長壽者怎么補呢？只好提高單位的繳費率，大多數人卻認為這是對的。醫療保險應該是一輩子繳費，而在我國退休后是不繳費的，絕大多數實行基本醫療保險的國家是退休后還要繳費。美國比較特殊，是65歲開始繳醫療保險，繳到終老。在65歲之前是稅收政策支持的商業保險。這些難題都是老齡化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這兩個權衡，難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認為，我們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長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實實在在，人民在當前和長遠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長。上述列舉的改革措施，其實都是三中、四中全會規定的任務，有些已在推開，有的正在試點，有的處于積極準備階段。我們要堅定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文件規定的要求，堅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盡我們所能往前推，再難也要做到。現在正在開始研究“十三五”規劃了，這些問題都擺在我們面前。不僅是指標，更大的是怎么落實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任務。所謂途徑，就一句話，按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真這么做就對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一個中高速的增長，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015年4月24日在清華經管學院演講全文 來源：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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