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們在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也就是經濟學上的結構改革，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這是一個需要努力奮斗去實現的比較樂觀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停滯陷阱，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們現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

為什么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剛才提到，我們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五六年前我們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據社科院的研究表明，從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為什么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增長主要來源于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重視教育，特別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時候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開始時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所以工資的增長并不是很快。這個時期資本收益很高，資本積累非常快。伴隨這個過程的是，資本質量得到提升，經濟向價值鏈更高端躍升，工資在上漲，然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當然這個過程是轉型過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織的過程。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否則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國比較不利的是，這一過程的時間比較短。如果說過去沒有學蘇聯鼓勵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實施計劃生育，那么這個過程會是逐步的。所以現實情況使我們更要有緊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條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為什么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東南亞的問題和拉美不太一樣，他們還有另外的問題，如法治化比較差。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我們說的八十年代開始的那一階段不是一個正常情況，那是一個人為壓抑工資成本后的真實化的過程。還有一個一般規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宏觀稅負，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這些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綜合的，容易表現為民粹主義，社會浮躁，法治缺失，腐敗盛行，最后出現陷阱。

對中國來說，還沒有這么悲觀。我們已經創造了一些條件，比如開放，我們一直是開放的。我們是開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們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且我們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我們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比較謹慎的，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嚴重，比如我們并沒有像歐洲和拉美那樣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一個企業內部應該推行企業職工和雇主的集體談判，但是絕不能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金融危機后南歐國家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時，第一項措施就是終止區域集體談判和行業集體談判。拉美行業集體談判帶來的問題也很大。巴西各行業都推行，工資過快上漲，然后是通貨膨脹，結果是普通貸款利率、債券利率高達20%，對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我在中投公司時，去巴西訪問，正趕上巴西銀行業工資集體談判，銀行業工會一帶動，不管是有效益的銀行還是沒效益的銀行都漲工資。這種情況下，誰敢去投資。

但是，我為什么又覺得不樂觀呢？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也就是勞動力和土地為代表的要素流動性、產權保護、對外開放等等，在其他國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過程，但是由于我們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調整期。

在三期疊加中，換檔期是客觀的，即使其他條件不變，只是人口結構變化，經濟增速就必須換擋。消化期的高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也是客觀的。如果我們不做出很有作為的一些調整，落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長，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樣的途徑呢？特別是，留給我們的時間并不多。途徑就是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了大量十分具體的改革任務，最具決定性的任務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實兩次全會確定的任務，我們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學上說，所謂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潛在的生產力釋放出來。

第一個最大的潛力在于釋放農業人口。2014年，我們的城鎮化率是54.8%，比我們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低10個百分點；而且其中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為35.9%，其他是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我們必須要勞動力人口的增長，才有增長的基礎。那怎么釋放人口呢？一個是改革農業，2014年，我國糧食生產1.2萬億斤，但各級財政大量補貼，是一種從種子到餐桌的全程補貼。補貼干預了資源配置。比如說，東北應該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補貼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錢，國家再按八九毛錢收購，相當于再補貼，所以農民都改種玉米。但玉米市場價格人為抬高，玉米加工企業大量虧損，又在爭取國家補貼，于是補貼變成指導資源配置。我們應該減少對價格的干預性補貼，可以對勉強耕作的農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濕等生態恢復的活動給予補貼，而對農業生產應回到承包制時的種什么、怎么種、怎么賣、怎么用由農民自己決策。現在的做法就是國家用所謂的經濟杠桿直接配置資源，而不是市場配置資源，國家作為補充。怎么辦呢？就是把價格放開，讓農民根據比較效益自主決策。資源配置的結果，很可能是因糧食收益不高，出現耕地集中化經營，達到平均收益，分散的農戶發展各類種養業，相對收益較高，農業合作組織獲得發展，幫助農民連接市場。目前，經過大量補貼后，我國糧食價格仍高于國際市場，反映了我國的農業資源條件相對較差。價格放開之后，資源配置的結果，必然是糧食生產減少。其實不必過分擔憂，適度進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關心的是中國人得買它的大豆，韓國人拍的紀錄片《超級中國》，一上來就說阿根廷40%的耕地種的是大豆，主要賣給中國人。種大豆的收入比過去畜牧業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嗎？他們會卡著不給我們嗎？如果我們不進口，這些國家馬上會來交涉。我們保住了基本口糧，一些非關鍵品種如秈稻都可以適度進口。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特別是民選政府國家，如果卡住農產品出口，政府就要丟選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發生嚴重緊張的國際局勢呢？很好辦，保留一年的庫存周轉，搞好種業，然后還草一耕，幾個月就長出小麥，還濕一耕，幾個月就長出水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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