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來，色彩斑斕的科學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工業革命終于在19世紀讓人類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使得人們從一直掙扎在人均GDP僅在生存邊緣的窘境大幅上升到目前較高的生活水準（如經濟水準、人均壽命、教育水平等）。然而，最近幾十年的科技創新是延續其幾百年的大繁榮還是陷入了停滯，這是個學者們激辯的問題。

繁榮派領軍人物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認為技術一直以指數方式進步，也就是說一些技術產品的速度、成本效率或者說某種能力隨著時間而指數上升，同時，他也認為科技產品種類也隨時間而指數增長，他稱之為“庫茲韋爾加速回報定律”，計算機處理器所遵循的摩爾定律就是一個例子。庫茲韋爾認為二十一世紀科技仍然在加速發展，這一百年的科技成就，將會是過去一千年成就的總和，而人工智能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創新，他預言約2030年，機器智能將與人類智能相當，他把這個時刻稱為“奇點”，并充滿激情地呼喚：奇點臨近！

《大數據》和《數據之巔》的作者涂子沛先生也是繁榮派的信奉者。他從大數據和物聯網的角度來闡述科技繁榮的現狀和前景，認為互聯網正在從“人人互聯”轉為“萬物互聯”，這將極大地提高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的效率。而萬物互聯將造成數據超級大爆炸，催生新一輪的創新，為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

對科技創新持悲觀態度的也大有人在。《大停滯》一書的作者考恩（Tyler Cowen）認為，作為世界科技領頭羊的美國，自從1973年以來人民的中位工資沒有實質增長，經濟已經進入了停滯。究其原因，他認為到1970年代，美國已經基本摘取了“低枝果實”，包括：大量土地的開發利用紅利，大幅提升受教育人口的比例紅利，最重要的是，目前支撐經濟的主要科技都是1940年前發明的，在這之后最重要的發明只有計算機，其他乏善可陳，技術領域形成一種“高原平臺”的停滯景觀。

為什么面對同一個科技世界，不同的人看見截然不同風景？

我認為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作為經濟學家的考恩，看見的是宏大創新，而作為發明家的庫茲韋爾則能夠進入科技深處，看見生機勃勃的微創新。第二，仔細考察了庫茲韋爾列舉的遵循指數增長規律的科技創新，都是信息類技術，也就是屬于“比特”世界的東西。而考恩看見的科技創新則主要是原子世界（或者說實物世界）的創新。顯然，比特世界的速度比原子世界的速度要快很多。

事實上，我們對長歷史跨度宏大科技創新的研究支持考恩的觀察。圖一顯示了人類宏大科技累積數和人口發展趨勢圖,無論是人口還是科技創新的累積，都呈現S曲線，最近幾十年的“高原平臺”現象是明顯的。

圖一：宏大科技創新累積數和人口發展趨勢圖（橫坐標年份采用Log10標尺）。人口數據來自Scott Manning population database(2008年版本)，創新數據來自董潔林研究團隊。

然而庫茲韋爾觀察到的最近幾十年在比特領域的生機勃勃的微創新也是真實存在的。于是引出了兩派辯論的另一個焦點：即所謂的“生產率悖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就曾預言：計算機雖然到處可見，但這不會顯著提升總體生產效率的統計數據。考恩從中位工資的角度也發現美國自1973年以來，經濟停滯不前。為什么美國在比特世界的快速創新沒有有效轉化為人均GDP的增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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