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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tǒng)一民族主義的探求

這樣的分裂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慘痛的，外來的入侵，內戰(zhàn)的爆發(fā)，整個中國成為一個戰(zhàn)場，各種戰(zhàn)爭在這里上演；兩岸的敵對，成為握在外國勢力謀取本國利益或國際關系格局的籌碼。分裂的弊病促使謀求民族國家統(tǒng)一的意愿。通過以上的分析，是不是說要謀求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就必須重拾民族主義理論，并視其為中華民族統(tǒng)一的理論基石？實際上這里有個成也民族主義、分也民族主義的問題：

首先，民族主義的導向及其結果，并不是按照預定的軌跡進行的；安東尼?吉登斯就認為民族主義有兩種導向——主權和公民資格。一方面，導向主權的民族主義會形成對公民身份權利的壓制和排外的民族情緒：“如果民族主義基本上導向主權——尤其是在國家遭受大量侵凌爭奪的環(huán)境中，或者在國家強烈地整軍備戰(zhàn)之時——民族主義情緒可能發(fā)生一個排外的轉折，即強調這個‘民族’的超乎對手的優(yōu)越性。于是，公民身份權利就可能發(fā)育孱弱或者大受限制，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則更有可能大受蔑視。”[16]另一方面，公民資格的民族主義導向卻分散和削弱國家主權：“如果公民身份權利更實質地扎了根或者實現(xiàn)了，它們就會在一個相反的方向上影響主權和民族主義的關系，刺激民族主義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fā)展。”[17]也就是說公民資格的導向可能與民族主義統(tǒng)一的宗旨想違背。事實上，臺灣在完成政治轉型后，也的確出現(xiàn)了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具體劃分為4種：

1、認同內地的民族主義，其主張完全與內地的主張一致，即從臺灣一定要回歸中國到“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偏重于“一國”；

2、認同國民黨政權的民族主義，即從“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到變通的“一國兩制”，偏重于“兩制”，也就是“一國兩府（院）”；

3、調和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比較復雜，既有對中國人身份的承認，也有對臺灣人身份的獨特關懷，在強調統(tǒng)一的“中國人”稱謂和強調分裂的“臺灣人”稱謂上，“臺灣中國人”可能是他們較為確切和愿意接受的稱謂；

4、臺灣獨立的論調。

這種復雜的狀況，反映出民族主義導向的不確定性，其結果并不是可預測和控制的。

其次，依據(jù)民族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后果做一個反向推導。民族主義與現(xiàn)代國家的關聯(lián)，使中國接受并運用著民族主義理論。但是這一過程是否完全是依靠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指引？答案是否定的。例如，費正清認為：“中國版圖的統(tǒng)一，……把這個概念看成是西方關于民族—國家思想的一個中國式的翻版是毫無意義的。”“假定中國的革命可以用封建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等西方名詞來了解。撇開這類名詞甚至在西方是否仍具有實用意義這一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只能肯定，中國人和我們都嚴重地欺騙自己。……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等字眼當用于中國時，只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要了解中國，不能僅僅靠移植西方的名詞。它是一個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從其內部進行演變性的了解。因此，當一個世紀以前現(xiàn)代報刊促進群眾民族主義的興起時，這種民族主義的基礎只能是強烈的本體意識和以前的文化優(yōu)越感。我們應稱它為文化民族主義，以別于我們在其他地方通常見到的政治民族主義。”[18]

綜上所述，作為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理論，并不一定能成為中華民族統(tǒng)一的有效理論，因為政治運動導致的政爭，反而使民族主義成為分裂的根源。而真正維系中國統(tǒng)一的紐帶還是我們民族的文化認同。正如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a）所說的那樣：

是什么使自由主義國家的公民感覺到他們有共同的歸屬感并且他們是同一個民族的成員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包括：共同的歷史感、共同的疆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公共制度。公民們覺得自己共同歸屬于一個特定的社會，因為他們使用同一種語言、擁有同一種歷史。他們共同參與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就依賴于這種共同的語言，而制度又彰顯和固化著這種共同的歷史；并且，在面向不確定的未來時，他們視自己的生活機會息息相關于社會和制度的持續(xù)存在。公民們可以在這個意義上共享民族的確定性，而不必共有同一種種族血統(tǒng)、同一種宗教或同一種善觀念。[19]

所謂“共同的歷史感、共同的疆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公共制度”包涵了更多的傳統(tǒng)因素，在謀求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時，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共同的歷史記憶，才是我們尋求統(tǒng)一的立足點。畢竟所謂中華民族并不是種族概念，而是一個歷史和文化的概念。同時，假如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地域性（西方）的概念，因現(xiàn)代性的推行而具有普適性的意義，那么，目前在面臨全球化的挑戰(zhàn)時，它的普適性是否還依然有效？從前面費正清與金里卡的論述，至少從正反兩面否定了西方現(xiàn)代理論的普適性，同時傳達出在民族國家統(tǒng)一上，向傳統(tǒng)尋求智慧的信息。如果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和智慧彰顯于世界，還是跟著西方的理論亦步亦趨，那么又要重蹈以前的悲劇。

注釋

[1] 參見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等譯：《民族一國家與暴力》，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45頁；安東尼?吉登斯將民族國家稱作一種“權力集裝器”

(power – container) 。從其著作出發(fā)理解這一概念，可以認為民族國家牢固地主宰了人們的社會生活，民族主義牢固地控制了歐洲各國人民的感情。“民族”與“國家”已經(jīng)完全融合為一體，“民族第一”與“國家至上”觀念深深融入人們的潛意識之中。在已經(jīng)建立民族國家的地方，民族主義表現(xiàn)為對“民族權利”和“民族利益”的堅決伸張和維護；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就成為民族主義的首要目標。在另一部著作他強調：“為了解釋現(xiàn)代社會的性質，我們必須抓住民族國家的具體特征，這是一種以特別突出的方式與前現(xiàn)代國家形成鮮明對照的社會類型”。見《現(xiàn)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2] ［美］萊斯利?里普森，《政治學的重大問題——政治學導論》［M］，劉曉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頁。

[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M]，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42頁。

[4]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36.

[5] Ibid, P3.

[6] 所謂內源型現(xiàn)代化國家，是指通向現(xiàn)代化國家道路的概括。“通向現(xiàn)代化的多樣化道路可大致概括成兩大類不同的起源，從而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一類是內源的現(xiàn)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這是由社會自身力量產(chǎn)生的內部創(chuàng)新，…，其外來的影響居于次要地位。一類是外源或外誘的現(xiàn)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這是在國際環(huán)境影響下，社會受外部沖擊而引起內部的思想和政治變革…，其內部創(chuàng)新居于次要地位。”“世界上最早進入現(xiàn)代化進程的國家都屬于內源的現(xiàn)代化。這個大的變革過程最早開始于西歐。”見羅榮渠：《現(xiàn)代化新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6頁。

[7] 所謂外生型現(xiàn)代化國家參見注⑥，關于現(xiàn)代國家的現(xiàn)代化歷程地劃分和描述，相關著作很多，甚至可以用現(xiàn)代化研究學派來概括，如帕森斯，勒納，阿爾蒙德和科爾曼，羅斯托，列維，布萊克，亨廷頓，艾森斯塔特，甚至利奧塔等，本文采用布萊克的著作——《現(xiàn)代化的動力》中的劃分，將現(xiàn)代國家的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模式分為7種，前3種基本為英法，美國和英聯(lián)邦國家等西方國家，中國和日本、俄國歸入第5種類型。參見布萊克：《現(xiàn)代化的動力》［M］,段小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 ［法］吉爾?德拉諾瓦《民族與民族主義》［M］，鄭文彬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序言：第6頁。

[9] Nation在英文里指民族、國家或國民，Nationalism也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國民性，德、法、俄文也類似如此，而中國的語境中，民族和國家則是語義外延不同的兩個詞，民族觀念疏離于國家觀念。

[1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十三》［M］，中華書局，1989年，第75、76頁。

[11] 關于達爾文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系，以及對中國的影響，可參見《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卷），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59—465頁。

[12] 孫文：《孫中山全集》［A］第2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39頁。

[13] 同上，第319頁。

[14] 孫文：《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A］，載《孫中山全集》第八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

[15]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載秦孝儀：《先總統(tǒng)蔣公思想言論集》［A］，臺北，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125頁。

[16] 安東尼?吉登斯：《民族一國家與暴力》，［M］，胡宗澤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62頁。

[17] 同上揭。

[18] 費正清：《中國的再統(tǒng)一》，載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A］，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3—15頁。

[19] 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下冊），［M］，劉莘（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第4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