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國民黨的影響就是：第一，加強了蔣介石的地位。因為得到上海就得到了最多的錢，其他錢不夠的很難養活足夠的軍隊、買足夠的武器跟你競爭。第二就是它加強了蔣介石本人的賭徒性格。照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的自述，就是說，他這個人最喜歡用孤注一擲的手段，往往因此而致勝，然而也經常因此而大敗。他經過了這一次重大勝利以后，在抗戰以前和抗戰以后都不斷地運用這種做法。這種做法的效果是可以預見的，如果你看到某一個人有賭徒性格，你在他垮臺以前就可以精確地預見到他的下場，因為只要他按照這種生活方式走下去，他就不可避免得到賭徒應有的結果，就是說，不斷地獲得一系列驚人的局部勝利，但是最后會在一次可怕的慘敗中搞得全軍覆沒。

從當時的格局來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其實是一個不大應該存在的東西，因為它即使是得到上海，又通過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實行了銀行和重要企業的半國有化，建立資源委員會以后，它的財政基礎仍然是少得可憐。大概最初的時候，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總共也就只有幾千萬銀元，到最后，到抗戰前夜，也就是經歷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以后，它最多也就只能搞到四億。但是蘇聯人僅僅是養馮玉祥那支軍隊，每年給的年金就是八千萬銀元，這還不包括通過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來支持南中國各地、粵桂各軍、用來養活汪精衛改組派和國民黨其他派系、養活吉鴻昌等西北軍各將領的那些巨大開支。當然我們必須公正的說，在這些開支中間，共產黨只得到了極少一部分，跟馮玉祥比起來，他們是一個很小的兄弟。共產黨在抗戰爆發以前，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拿到幾萬銀元，最多的時候，也只拿到幾百萬銀元，也就是說他們拿到的錢實際上只有馮玉祥拿到錢的十分之一。

（五）日本擴張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養活了孫中山的同盟會和革命黨，從他們角度來看，國民黨卑鄙地背叛了他們，投向了蘇聯那一邊。滿洲國建立的時候有個口頭禪，“只有日本才能夠阻止共產勢力的南下，沒有日本，整個東亞大陸就要完全赤化。”

當時中國法定疆土的財政格局分布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中國有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土地由蘇聯人養活。總的開支大概是——沒有辦法精確統計，你只能根據馮玉祥的比例來算，因為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普通費用和武器費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計，維持中國大概三分之二領土上的各路所謂的國民黨左派的軍閥，花掉了蘇聯大概八萬億左右的開支。蔣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關收入，以及鹽稅和派駐工廠的統稅，拿到了幾千萬到幾億的開支，統治了中國大概五分之一的土地。除去上述這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一剩下的領土，絕大部分由張學良統治，還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由劉湘那些不值一提的小軍閥統治。這些小軍閥用的是北洋時期和清末時期用的土槍，能夠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淘汰下來的步槍就要高興得不得了，他們一個師長所能夠支付的軍費，還趕不上蔣介石在東南部的一個營長。像是劉存厚這樣的在四川也算是大軍閥的人物，手下理論上的正規軍有十幾萬，但是擁有的槍支還沒有張國燾手下紅四方面軍一個團的槍支多。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基本格局。從地圖上看，列強好像是承認了蔣介石的政府，但從實際上來看，可以說是，亞洲大陸勢力最大的是受蘇聯資助的各軍；第二是蔣介石和那些不穩定的國民黨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該投靠哪一方面的張學良；然后剩下的那些各路雜碎軍閥都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主要依靠列強的反應了。我們可以說是，假如國際形勢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情況，你就等不到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當北伐軍打進南京開始殘殺僑民（1927年3月24日，進入南京的國民革命軍劫掠英美日領事館和外國人商店、住家、教會、學校，造成多人死傷。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外務省發回的電報中指出：“此次南京搶劫事件為第2軍、第6軍、第40軍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遣軍官及南京地區中國共產黨成員合謀設計的組織行為。襲擊時有當地的共產黨成員作為向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前者只限外國人；后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洋人集中處。”蔣介石清共成功后，發布了通緝南京事件禍首第2、第6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緝令）的時候，列強就會像義和團時代一樣行事了。列強的軍隊會直接開進東交民巷和南京，實行武裝護僑。敢于跟列強作對的任何軍閥勢力，都將在極短的時間內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場，跟剛毅（1837-1900，滿洲鑲藍旗人，慈禧親信，曾任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對慈禧鼓吹義和團忠勇可用。聯軍進入北京時與慈禧一同出逃，病死在路上。事后被各國列為主要戰犯之一）和大阿哥（戊戌政變后，慈禧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儲君（大阿哥），試圖廢掉光緒帝。但各國和劉坤一等督撫反對廢掉光緒帝，載漪遂極力煽動慈禧利用義和團消滅洋人。辛丑條約簽訂后，慈禧將大阿哥廢黜）的下場是一模一樣的。但這個時候，列強勢力已經衰退，而且尤其是，當時唯一能夠在遠東采取直接行動的日本和美國兩個新興列強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當時掌權的是幣原喜重郎（1872-1951，時任外相。他推動政府參加倫敦裁軍會議，努力協調日本與英美的關系；簽訂日蘇條約，恢復兩國政府間的交往；締結日中關稅協定，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還在南京事件后第一個承認了國民政府）。他認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為日本干涉過度，現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日本人應該釋放善意，對南京事件不應該出兵。由于日本不肯出兵，英國孤掌難鳴，所以蔣介石才得到一條生路。如果當時列強能夠集體行動的話，蔣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就是，這個就沒有任何懸念，是美國人，美國人盡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僑民中間主要是美國人，而且包括美國外交官。按照當時的國際法，他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下。但是美國認為，他為了維護威爾遜總統以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美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日本人和其他列強的虎口之下救出了根本沒有能力自衛的中國。好人已經做了這么多年，最后還是做到底，不能為了這件小事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于是他讓秘密保衛使館的海軍陸戰隊筑起沙袋，不準外出，堅決不能向任何中國人開槍，你們只要龜縮起來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足夠了。

在日美兩國這種政策的保護之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才得以成功。成功以后，美國帶頭，大多數列強又非常主動地交回了辛丑條約以后規定的各項條約特權，最重要就是關于海關權利，因為這是關于金錢的權利。國民黨在得到了海關以后才稍稍有點像個政府的樣子。在那以前，他們所謂的革命軍隊，沒有固定的稅源，依靠各地的資本家、紳商臨時資助過日子，那是沒有辦法長期維持的。這種做法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嚴重不滿，因為日本國內的憲法結構本來就是不穩定的，國內的泛亞洲主義者和國際協調主義者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在辛亥前后，北洋時期，大體上講是在外務省控制的國際協調派的手里面。這一派主要觀點就是，我們既然已經通過英日聯盟和各種國際協約加入了國際體系，我們等于說是已經從優等生混到地區分公司的經理了，這樣的大好前途必須珍惜，我們不能跟列強搗亂，列強說要維持遠東秩序，我們就乖乖地維持遠東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條約辦事，如果什么地方有人違反了條約發生沖突，通過國際協調解決，解決的基本原則是，回到條約體系去。幣原喜重郎就是這一派的主要代表。

照胡適的說法，這一階段是日本所謂霸權無害的階段，他不能充分使用他的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話，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例如在清帝退位的時候，張作霖就很想奉迎皇帝回關東老家，即使革命黨都要十八省，但滿洲父老至少是忠于大清皇帝的。日本這時候只要稍稍下下手就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但他們不肯，他們遵循列強集體行動原則。袁世凱倒臺的時候機會再次出現，北伐軍前進的時候機會第三次出現。但是每一次當權人都是外務省的國際主義協調者，日本人放棄了自己的機會，決定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和統一。這一點在后來他們垮臺以后變成了他們的主要罪名之一。因為泛亞主義者可以很正確地說，事情全都壞在你們手里面，當初如果你們當機立斷，把九一八事變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發生的話，無論是中國還是列強，都不會遇到強有力的抵抗，你們錯過了最好的時機，把我們給害慘了。所以現在我們總算是推翻你們掌了權以后，一定要踩你們一萬只腳讓你們永遠不能翻身。當然他原話肯定不是這樣的，但是你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

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民間的理想主義者和軍部的人，他們是一批冒險家和探險家，也包括大批的軍人，像頭山滿（1855-1944，玄洋社（黑龍會）的創立者，孫文的資助人）、犬養毅（1855-1932，日本第29任首相，孫文的資助人，孫中山這個名字即犬養毅手下的浪人平山周代取。最后被激進分子殺害于首相官邸）這些人，可以說國民黨就是泛亞主義者扶持起來的（同盟會就在黑龍會的總部里成立）。如果按照外務省的意見，那么國民黨能不能推翻大清是很成問題的。孫中山窮途末路到處找革命募捐的時候，是黑龍會給他錢，是日本浪人給他當保鏢；康有為要暗殺他的時候是日本浪人救了他；大清要捉拿他的時候，日本浪人保護了他。日本的泛亞主義者養活孫中山的同盟會和革命黨，就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一口奶一口奶地把他養大，沒有黑龍會和日本右派，國民黨早已經餓死過N多次了，孫中山的白骨都不知道被三合會的黑手黨扔到哪一個美洲城市的地下水道里面去了。從他們角度來看，國民黨卑鄙地背叛了他們，投靠了蘇聯那一邊。黑龍會的宗旨本來就是解放亞洲的兄弟，日本是個老大哥，已經在亞洲第一個解放了自己，現在他本著理想主義的情懷解放他在亞洲大陸的窮兄弟，國民黨是他們的小兄弟，應該團結起來把俄國人趕到黑龍江以北，把解放亞洲的事業進一步推向前。但是你居然要投靠蘇聯，反過來對付我們，這個背叛是再卑鄙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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