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對民國史稍有了解的讀者都聽說過，楊天石是閱讀蔣介石日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的“第一人”，然而大多數人未必曉得，他也是張學良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藏）最早的讀者之一。

上世紀90年代，張學良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口述計劃，并由華人學者張之丙、張之宇姐妹進行訪問，留下了迄今為止對他訪問時間最長、內容最多的口述記錄。同時，張學良及其夫人趙一荻將伴隨他們多年的珍貴文物捐獻給哥倫比亞大學，約定封存至2002年對外公開。

2002年6月，檔案剛開放，楊天石就趕赴哥倫比亞大學，閱讀張氏姐妹對張學良的訪問記錄，以及檔案中的其他書信、回憶錄、讀書筆記、日記。他利用看到的資料相繼發表《張學良和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說：楊虎城是西安事變主角——美國所藏檔案新發現》《幽居流離日，愛國情愈熾——讀張學良的未刊日記》《張學良請纓抗日》等研究成果。

2009年，這套張學良唯一授權公開的口述歷史準備在國內出版，楊天石應邀擔任總主編。2014年9月，整理了6年的《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終于面市，引發海內外關注。

近日，楊天石先生接受澎湃新聞專訪，講述了資料出版前后的波折，并從學者角度作出解讀，介紹這部口述歷史補充和還原了怎樣的張學良。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中國近現代史學者。

澎湃新聞：您作為《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總主編，主要參與了哪些工作？

楊天石：首先是幫出版社組建了編委會的班子，主要都是海峽兩岸研究張學良多年的著名學者。楊瀚先生是楊虎城的孫子，他當時是全國政協委員，對西安事變和楊虎城也都很有研究。

我找的第一個學者是張友坤。他曾是呂正操將軍的秘書，多年研究張學良，另外他也是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來的黨委書記，和我是同事，后來擔任過民族研究所的黨委書記，不過當時他已經退休了。另外一位是楊奎松，研究西安事變的知名學者。臺灣方面我找了郭冠英，他本人和張學良非常熟悉，也做過張的口述歷史。他是鐵桿“泛藍”，有個筆名叫范蘭欽。他本來是臺灣新聞局的官員，后來被綠營攻擊下馬了，最近才恢復工作。我還找過臺灣專門研究中共黨史的陳永發教授，他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當過所長，是“中研院”的院士。但是他表示不喜歡張學良這個人，不列為編委最好，如果列入也接受。我尊重他的意見，就沒有把他列進編委名單。

編委的其他成員也都是以研究張學良著稱的學者，比如東北的胡玉海（注：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學良暨東北軍研究會副會長）、王海晨（溫州大學教授），執行主編周五一（當代中國出版社社長），其他的編委還有李云峰（西北大學教授）、劉東社、孫曉林、張天社、陳非、范麗紅、郭俊勝等人。

我做的第二項工作是幫助出版社和編委會確定整理原則、體例和方法。我們提出幾個原則——盡量保持張學良口述回憶的原貌，盡量保留一切有價值的資料，盡量保持張學良的個人風格。

后期聽錄音、整理文字、加注釋等大量工作，是張友坤他們幾位編委和學者做的。

澎湃新聞：2009年就在籌備出版口述歷史的工作，為何時隔6年才得以與讀者見面？

楊天石：張學良的公子兩次審讀書稿，提出意見，因此這套資料經過兩次修訂。第一次提出，凡是寫張學良和女人的關系的內容都要刪掉。張學良是“花花公子”，他的口述回憶里當然有不少他女人交往的內容，但家屬提出都不能留，刪了一次。第二次又提出，有些牽涉到的相關人物，不合適內容也要刪，所以又把稿子從頭到尾處理了一遍。

另外，當代中國出版社精益求精，仔細地琢磨注釋，專門出了一冊《注釋/索引》，這是花了大功夫的。所以前后拖了6年。

澎湃新聞：涉及到什么樣的內容需要刪掉？

楊天石：家屬覺得有損于張學良的形象的，就要刪掉。其實張學良愿意被人寫這些內容。張學良最喜歡的一篇文章是唐德剛寫的，他給張學良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叫《花花公子、政治家、軍事家》（大意），張學良大為欣賞，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是我張學良。刪去了和這些女人的關系，那就不是真實的張學良了。

澎湃新聞：在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保存的原件里有嗎？

楊天石：哥大最早只有張氏姐妹訪談張學良的錄音帶，后來他們請了哥大的研究生把錄音帶轉化成文字，有100多本。我當年在哥大不是聽錄音，是看文字記錄。

不瞞你說，我看了80多本以后就不看了。為什么呢，重復、啰嗦，而且最大的問題是“錯誤千出”。負責聽錄的是哥大的研究生，首先張學良的東北口音他們聽不大懂，第二，好多人名、地名、歷史事件他們不知道。尤其是人名，他們只能根據聲音去猜，一猜就錯。最荒唐的是連采訪人張之丙、張之宇都聽錯了。所以這份稿子錯誤太多，不能讀。這也是為什么，我參與制定整理原則的時候，就提出那100多本記錄稿全部要作廢，重新聽錄音，轉化文字。我們還專門找了能懂東北話的人來聽。

澎湃新聞：張學良接受過不少口述訪問，自己也寫日記，寫回憶。您認為在張氏姐妹做的這次口述訪問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坦誠的？

楊天石：這份口述資料的優點很多，例如篇幅最大，訪問的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訪談的時候，張學良的思想最解放，顧慮最少。

以西安事變為例。當年中共、國民黨、張學良三個方面有一個約定，不能公布西安事變的談判情況。后來中共單方面在延安的報紙上公布了部分情況，張學良本人和國民黨都很有意見。

張學良后來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蔣介石要求的。蔣介石當時在寫一部書叫《蘇俄在中國》，要總結國民黨和中共打交道的經驗教訓。蔣因此要張學良把西安事變這段過程寫出來，給他寫書做參考資料，沒想公開。蔣經國的部下把張學良的回憶錄公布了，張學良很生氣，責問蔣介石，說這可不是我公布的，詢問是誰公布的。蔣介石也很生氣，因為當初大家有約定嘛。老蔣過意不去，后來就查，把刊登文章的《希望》雜志停刊了。

由此你就可以知道，關于西安事變，曾經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說。

當初中共方面對西安事變也有許多規避。比如最重要的就是張學良和中共的關系，不能談得很透徹。因為那時張學良還活著，還在國民黨的掌控之中。如果把張和中共的關系講得很透徹，擔心張學良的安全。

哪幾個問題不能談？一是西北國防政府。在西安事變之前，中共、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這三方，要組一個西北國防政府。這是一個反蔣的政府，目的是聯合蘇聯，要推倒南京國民政府，然后抗日。這等于是在南京國民政府外新成立一個政府。自然，這是忌諱，不能講。

第二個不能講的是張學良和中共的關系。包括在延安的會談，張學良和中共的來往、通信，以及張學良申請參加中共的經過，都不能講。原因就是照顧他的安全。對于這些方面，中共很注意。

好多事情，我們知道，但是不能寫文章。比如西北國防政府，張在世的時候不能講。我有一段時期，主編《百年潮》，曾經請黨校的一位女學寫文章，講西北國防政府，她知道，但是最后沒寫，我也沒有催她。事實上，張學良不僅本人要求參加中共，而且中共中央已經批準了。誰不同意？共產國際不同意，莫斯科不同意。莫斯科的意見是，張學良這種軍閥子弟，不能入黨。

所以，張學良接受訪問的時候，也不是所有問題都講。講到一定的關頭他就不講了，他就自己停住了。你注意，有的時候，趙四小姐就在旁邊提醒他，說這個不能講的，你又講了。盡管他晚年到了美國，有些問題還是不講的。

記得張學良在接受訪談時，講了一句：“也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這句話到底什么意思？他沒有解釋。我覺得話里有話。但是張學良怎么申請參加中共的，以及他被批準為共產黨員的事情，他都絕口不提。為什么？這是機密，不能講。

所以，一方面我要承認這個口述史是他最坦誠、思想最解放、顧慮最少的時候講的，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是有顧慮，還是有不愿講、不能講的話。

晚年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做口述訪談的過程中，有時趙四小姐在旁邊提醒他，說這個不能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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