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盤踞于敘利亞東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 IS）武裝攻勢迅猛，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他們在占領區大肆屠殺戰俘和拒絕改變信仰的異教徒，迫使約50 萬人逃離家園。8 月14 日，聯合國將伊拉克人道主義危機的緊急程度提升至最高級，并啟動50 年來最大規模的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經過數月權衡與猶豫，美國總統奧巴馬授權美軍對伊拉克北部的“伊斯蘭國”極端武裝進行空中打擊，并于9 月10 日公布打擊“伊斯蘭國”的綜合戰略。美軍2011 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被認為是奧巴馬調整美國對外戰略的標志性舉措。時隔四年，美國又武力介入伊拉克內戰，說明伊拉克局勢的快速惡化，已經威脅到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
“伊斯蘭國”突起的誘因
2010 年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接掌反美“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AQI）后, 將其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I）。2013 年，巴格達迪武裝宣布與敘利亞遜尼派反政府極端組織“勝利陣線”合并，自稱“伊拉克與大敘利亞（沙姆）伊斯蘭國”（ISIS），也被西方稱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1] （ISIL）。2014 年6 月29 日，在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后，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伊斯蘭教的最高統治者），將政權更名為“伊斯蘭國”，宣稱此政權對于整個穆斯林世界擁有權威地位。該組織擁有約三萬名核心武裝人員，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跨境的遜尼派政教合一國家。截至2014 年9 月，這股“伊斯蘭國”武裝已經占領敘伊兩國近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近400 萬人口。從“伊斯蘭國”的緣起、發展和壯大歷程可見，其直接誘因是美軍占領伊拉克、敘利亞內戰和伊拉克政府對局勢的失控。
一、美軍的占領與撤離
2003 年5 月，美英聯軍推翻薩達姆政權后，在伊拉克重建了以民族、部族和教派劃界和分權的政治制度。由于以遜尼派為主的前復興社會黨骨干大都被排除在重建進程之外，遜尼派的政治地位急劇衰落, 與什葉派的對立情緒飆升。從2004 年開始，不滿伊拉克新政府和美軍占領的遜尼派極端組織發起的針對美軍和平民的恐怖襲擊不斷發生，造成大量傷亡，安全局勢失控。此后，美國力促伊拉克當局增加選舉的代表性和透明度，改變以教派和民族劃分陣營的現象，這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遜尼派在政府中的地位，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伊拉克實現了各個族群的代表在政府組建過程中的和平競爭。
然而，任何制度設計都無法改變什葉派選民占絕大多數的現實和什葉派領導人獨攬大權的沖動，兩派在權力分配上的矛盾無法從根本上緩解，教派沖突不斷。究其原因，薩達姆政權倒臺后，在美國主導建立的多元民主制下，地方政府和部落領袖各自為政，甚至擁兵自重。教派身份日益成為難以跨越的政治鴻溝，各種矛盾公開化有了制度保障與合法渠道。當矛盾激化、訴諸武力時，虛弱的中央政府又無力制止，一旦美國全面撤軍，恐怖組織利用教派紛爭迅速復活。美國耗時八年時間打造的“民主櫥窗”展示的卻是伊斯蘭極端主義。
此外，美軍撤出伊拉克在速度和數量上都有些操之過急，留給伊拉克政府的安全過渡期不足。2011 年，駐伊拉克美軍地面部隊最高指揮官曾建議，把駐軍人數從4.5 萬削減至1.4萬至1.8 萬之間，以確保“最基本的反恐需要”和對伊朗的震懾。但奧巴馬僅同意留下3 至4 千名美軍士兵向伊軍提供安保和培訓。最后，由于擔心議會和民眾抗議，馬利基多次拒絕簽署讓留駐軍人享有司法豁免權的“駐伊美軍地位協議”，使得美軍全部撤離。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阿莫斯上將認為，如果沒有過快撤軍，就不會發生現在的伊拉克內戰；共和黨人也批評奧巴馬政府，認為白宮令所有美國作戰部隊2011 年底從伊拉克撤出的決策，促使遜尼派一部分人感覺美國無法再對馬利基政府施壓以解決自己的困境，只好投入“ISIS”的懷抱。
二、伊拉克政府政策錯誤與敘利亞內戰爆發
2010 年，伊拉克依據新的選舉法舉行大選。什葉派總理馬利基連任后不僅拒絕履行組閣時的分權承諾，還在2011 年底指控屬于遜尼派的副總統哈希米參與和指揮恐怖活動，對其進行追捕和起訴，受到牽連的還有財政部長伊薩維和副總理穆特拉等遜尼派高官，致使他們逃至庫爾德自治邦尋求避難，釀成“哈希米案”。2007—2011 年，曾與美國和伊政府軍共同打擊“基地”組織被視為教派和解與國家穩定象征的遜尼派自治組織“覺醒委員會”及其下屬武裝“伊拉克之子”，在2011 年后也被馬利基政府不斷邊緣化，部分成員遭到逮捕。
2012 年以后，由于對馬利基政府的失望和不滿，遜尼派領導人組織各種抗議活動，伊拉克西北部遜尼派聚居區的民眾對前身為“基地”組織分支的“伊拉克伊斯蘭國”開始持接受態度。2013 年12 月30 日，伊拉克安全部隊與遜尼派示威者及部族武裝發生沖突，馬利基領導的什葉派政府在遜尼派聚居區民心盡失。2014 年1 月1 日，遜尼派部族武裝開始接管拉馬迪和費盧杰等城市，但大批巴格達迪武裝分子趁亂闖入這些城市，攻占警察局、釋放囚犯，同政府軍爆發激烈沖突。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說，“三四年前，‘基地’組織在伊拉克只是一支被擊潰的武裝力量。可惜，馬利基政府沒能拋開教派意識、抓住大好機會建立一個和諧的伊拉克。”
巴格達迪武裝雖產生于伊拉克，但敘利亞內戰給了其壯大的機會。敘利亞與伊拉克原本同宗同族，兩國邊境地區遜尼派部落跨境相連。2011年，中東多個國家發生“顏色革命”，民眾走上街頭反對獨裁專制、呼吁民主改革。敘利亞反對派也舉行示威活動，提出言論自由、政治改革和治理腐敗的訴求。抗議遭到什葉派的巴沙爾·阿薩德政府的武力鎮壓，導致反對派開始武裝反抗，敘利亞內戰爆發。由此，長期在極權政體壓制下的教派矛盾浮出水面，由自由派發起的反政府起義演變為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教派廝殺，最終誘發了伊拉克內亂。
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共有來自至少50 個國家的數萬名外國參戰者進入敘利亞境內，反政府陣營變得魚龍混雜，各類極端宗教團體混跡其中。繼而不同反對派之間由于信仰、利益、目標的差異開始內部斗爭和廝殺, 極端勢力壯大，最初期望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比較溫和的“自由軍”反而被邊緣化。在敘利亞眾多反對派武裝中，“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勝利陣線”被認為是最訓練有素、信仰虔誠和戰績突出的一支力量。來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迪武裝宣稱與之合并后，借助其影響迅速膨脹，吸引了更多來自境外的“圣戰者”。雖然“勝利陣線”后因“伊斯蘭國”人員過于殘忍而與之分道揚鑣，但后者已有能力殺回伊拉克境內攻城略地。
“伊斯蘭國”的禍根所在
盡管“伊斯蘭國”歷史很短、規模有限，但其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除了直接的誘因外，還有更為深刻的宗教與歷史根源。
一、教派矛盾的惡果
在約為16 億人口的全球穆斯林世界，遜尼派占總數的85％，什葉派約占15％。什葉派占多數的國家只有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巴林和黎巴嫩，而遜尼派則在從摩洛哥到印尼的四十多個國家占有數量優勢。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歧最早始于公元七世紀對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繼承人的爭奪，進而發展為對教義和伊斯蘭法的分歧。遜尼派將什葉派蔑稱為“薩菲人”（Safawis，背叛者）和“拉菲扎”（rafidha，否定回教真義者）。而伊朗、伊拉克官員和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形容遜尼對手為“塔克菲利”（takfiris，變節者）。這種彼此妖魔化的做法過去幾十年不斷升級。
在伊拉克總人口中什葉派占54.5%，庫爾德族、阿拉伯族遜尼派各占20% 左右。薩達姆的倒臺使什葉派形成了從黎巴嫩、敘利亞到伊拉克、伊朗的彼此相連的弧形地帶，它們可以在控制波斯灣石油資源的同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互為依托、相互支援。對于中東遜尼派來說，雖然伊拉克的什葉派“變天”已無法逆轉, 但始于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讓遜尼原教旨派系在多國得勢，特別是敘利亞什葉派危局讓遜尼派海灣國家看到了挽救頹勢的機遇。它們明里暗里盡一切可能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欲置阿薩德政府于死地。據報道，敘利亞反對派的資金主要來自沙特和科威特；而伊朗則公開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援助貸款給阿薩德政府并幫助訓練和武裝來自各國的什葉派民兵打擊反政府武裝。[2]
2013 年5 月31 日，卡塔爾大學神學教授尤素夫·蓋爾達維（Yusufal-Qaradawi）在多哈的一次集會演說中呼吁：“任何有能力、受過戰斗訓練的人必須去那里，我呼吁穆斯林去那里支持他們的敘利亞兄弟。”現年87 歲的蓋爾達維撰寫過一百多本宗教書籍，其主持的宗教節目有數千萬觀眾，堪稱遜尼派的“教皇”。由于蓋爾達維在遜尼派穆斯林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他的講話隨即引發海灣國家一系列高級神職人員呼吁對敘利亞什葉派政府進行“圣戰”的表態。就連時任埃及總統穆爾西也在開羅的一次集會上揮舞敘利亞反對派旗幟，譴責什葉派的阿薩德政權和黎巴嫩真主黨。
在什葉派方面，除了伊朗革命衛隊和黎巴嫩真主黨派人幫助阿薩德政權外，伊拉克、也門、阿富汗和印度的什葉派穆斯林也以保護什葉派圣殿名義來到敘利亞支持政府武裝。流亡伊朗的阿富汗什葉派難民由伊朗組織起來加入敘利亞內戰的阿薩德一方，報復遜尼派外國“圣戰者”十多年前逼迫他們逃離阿富汗的行為。
二、國家認同的缺失
比教派矛盾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阿拉伯民族國家認同感的缺失。“認同”是對于“我是誰”的回答，是在人與人、
群體與群體的交往中所發現的差異、特征及其歸屬感。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認同，是維系一國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紐帶。[3]
從16 世紀中葉到20 世紀初，中東大部分地區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法兩國殖民者依據自身利益將前帝國在中東北非的屬地劃分為不同國家，造成國家邊境對民族、教派聚居區域的不合理切割。比如庫爾德人聚居區被分別劃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四個國家。國內同質性低的先天不足，加上統治者為克服這種不足而長期實行高壓統治，使這個地區許多國家長期未能衍生出國家身份認同。而同一時期，“在世界其他地方，無論新舊民族都已經發展為國家，而在中東情形則相反：國家還在尋找民族”。[4]
與內部同質性低一樣，國家間同質性過高同樣妨礙國家認同的建立。在大中東地區，阿拉伯民族占主體的國家多達23 個；伊斯蘭教起源和發展于該地區，穆斯林在人口數量上又占絕對優勢。這種民族、宗教同質化的現象，造成中東地區國家間又表現出一種“大家庭”特色。在民族認同、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競爭中，國家認同處于劣勢。在穆斯林內部，由于什葉派與遜尼派嚴重對立，宗教認同又具體表現為教派認同。教派跨國界分布的特征，使中東地區許多的政治、部族和宗教領導人可以向本國疆域之外的同教派民眾尋求或輸出支持。
二戰以后，新興的阿拉伯國家統治者確曾試圖建構各自的國家身份。20 世紀70—80 年代，隨著官僚機構的完善和石油貿易的興旺，中東國家大都實行相對穩定的獨裁統治和某種程度的經濟現代化變革。然而自90年代至今，歷經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拉伯之春”，專制統治者紛紛倒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減弱，原教旨伊斯蘭思想和極端恐怖力量迅速發展，本就脆弱的國家認同又被宗教認同所取代。
人口結構年輕化的狀況和對專制統治的不滿也促成了這種認同倒退。據聯合國2010 年數據，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人口的中位年齡[5] 分別是18、21、24 歲；2009 年，中東和北非國家15—24 歲人口失業率達到23% 和24%。他們對國家獨立和經濟變革沒有什么印象，親身經歷的是失業和種種社會弊端。在同獨裁統治作斗爭的“阿拉伯之春”中，他們獲得了新的自我實現的機會。他們的世界觀主要來自本教派教義，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首先是部族和教派，而不是國家。具體到伊拉克的教派斗爭，遜尼派被邊緣化破碎了他們作為伊拉克人的意識。“伊斯蘭國”正好填補了這個真空，在人們震驚“伊斯蘭國”殘暴的同時，也應看到它為遜尼派民眾提供了一種歸屬感和目的感。
“伊斯蘭國”的挑戰
“伊斯蘭國”實力的壯大和地域的擴展，不僅對當地民眾生命財產帶來災難，也對地區安全和全球穩定構成一系列意義深遠的挑戰。
首先，“伊斯蘭國”所制造的亂局有導致伊敘兩國國家分裂和索馬里化的風險。“伊斯蘭國”武裝所引發的教派廝殺和種族清洗有可能導致伊拉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什葉派控制南部和東部地區，庫爾德人占領北部地區，遜尼派統治西部地區。美國中東問題專家瑞恩·克洛克（RyanCrocker）將它們稱為：什葉斯坦、庫爾德斯坦和圣戰斯坦。目前，在“伊斯蘭國”控制區，管理者提供水電、支付工資，控制交通，經營面包房、銀行，管理學校、法院和清真寺；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已經利用政府軍敗退擴大了他們所控制的伊拉克科爾庫克富油區范圍，并將新占區域的油管接入自己的供油系統并通過土耳其出口。庫爾德自治區政府副總理塔拉巴尼稱：“我們一直表示，不會脫離伊拉克，但伊拉克可能脫離我們。現在看起來正是這種情況。”如果讓這種情形繼續發展，伊拉克將不再是伊拉克，敘利亞也將不再是現在的敘利亞, 美國用數千軍人生命和上萬億美元代價換來的不是什么中東的民主樣板，而是把一個原本統一的伊拉克變得四分五裂。這意味著八年伊拉克戰爭和美國中東戰略的徹底失敗，也是美國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結局。
其次，“伊斯蘭國”勢力的擴展可能造成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在全球的進一步擴展。2014 年7—8 月間，在巴格達迪宣稱建立“伊斯蘭國”之后，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極端組織在該國多地舉行集會和游行，公開表示對“伊斯蘭國”的支持。菲律賓反政府武裝“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和“阿布沙耶夫”相繼宣布支持并效忠“伊斯蘭國”。在英國，支持者在倫敦牛津街分發宣傳該極端組織的傳單，傳單正面印著“新世紀的黎明已經到來”等字樣，鼓動人們離開英國，移民到新的“伊斯蘭國”。2014 年8 月下旬，曾綁架二百多名女學生的尼日利亞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博科圣地”宣布在該國北部建立伊斯蘭哈里發國，與巴格達迪的“伊斯蘭國”遙相呼應。所以，敘伊邊境“伊斯蘭國”的示范效應如不盡快消除，世界各地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新一波興起就難以避免，多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將受到威脅。
第三，增加歐美國家遭受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襲擊的風險。大批持西方國家護照的穆斯林“圣戰者”越境加入“伊斯蘭國”武裝，經歷戰爭考驗，對虐殺行動耳濡目染，練就“圣戰者”心態。他們一旦返回各自國家將是巨大隱患，西方國家反恐機構已經將其看成是潛在的“恐怖移民社群”。據美國民間信息機構搜帆組織（Soufan Group）統計，截至2014 年6 月，已經進入敘利亞并有可能加入“伊斯蘭國”的西方國家參戰者大約有3000人，其中法國籍700 人、英國400 人、德國270 人、澳大利亞和比利時各250 人，美國也有至少70 人。為此，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已將恐怖威脅的等級提高到次最高的“嚴重”級別，意味著恐怖威脅“極有可能”發生。
最令美國不可接受的是，“伊斯蘭國”所占地域有可能成為訓練、裝備和發起主要是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本土的恐怖襲擊基地。如果放任“伊斯蘭國”的存在，意味著類似“9·11”事件的風險在奧巴馬結束伊阿戰爭之后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增加了。
文/王鳴鳴 《當代世界》2014年第10期
注釋：
[1] 沙姆（al-Sham）是當地語言，黎凡特（Levant）則是中古法語，同指包括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內的地中海東岸地區，也被稱為“大敘利亞”。參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沙姆地區。（上網時間：
2014 年8 月30 日）
[2] Thomas Hegghammer and Aaron Y.Zelin, “How Syria’s Civil War Became a Holy Crusade,” Foreign Affairs , July 2013.
[3] 賀金瑞，燕繼榮：《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8 年第3 期，第5-7 頁。
[4] P. R. Kumaraswamy, “Who Am I?: TheIdentity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10, No. 1,March 2006, pp. 64.
[5] 將總人口按照年齡排序后分成兩個數量相等的部分，處在分割點上的年齡即中位年齡，反映了人口年齡的分布狀況和集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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