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自長山串錨地出發搜索中國海軍主力的日本聯合艦隊在鴨綠江口大東溝海面與北洋艦隊遭遇，爆發了黃海海戰。此役中方先后有14艘艦艇參戰，管帶（艦長）中有7人曾在英美兩國留學或接受海軍專業培訓；而日方參戰12艘艦艇的艦長中，雖然只有東鄉平八郎一人是留英出身，但同樣親歷此役的第一游擊隊司令官坪井航三、大本營參謀官伊集院五郎、聯合艦隊參謀島村速雄等人也擁有在英美留學或見習的經歷。加上服務于雙方軍工、后勤乃至軍事教育機關的諸多留學生，甲午戰爭可以說是一場“海歸”之間的對決。

然而與今日國人對“海歸”之學識及能力的推崇大不相同，留學生人數的多寡遠未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北洋艦隊的海歸管帶們固然不缺乏勇氣或犧牲精神，但在對敵情的判斷、應變能力和戰術水準上并無任何高人一籌的表現。尤其是身兼主力艦管帶與左右翼總兵的劉步蟾、林泰曾兩人，在輔佐不通海軍的提督丁汝昌做出決策時表現極為平庸，對戰敗的結果應負重大責任。后世史家對此往往語焉不詳，他們在寬泛地談論“朝廷腐敗”的同時，甚少涉及對個人履歷和才能的重新評估；一方面認為“海歸”云集是北洋艦隊富于現代化特征、中國軍官個人才能卓越的表現；另一方面對如此優秀的個人究竟怎樣被“落后的制度”所拖累并未給出解釋。

直到2006年，香港嶺南大學教授馬幼垣在《九州學林》發表專題論文“劉步蟾和東鄉平八郎”之后，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才日益暴露出來—雖然同樣被稱為“海歸”，但北洋艦隊中的留洋軍官與他們的日本同行所受培訓的程度大有不同，登艦實習的時長與收獲也良莠不齊。然而托庇于鄉誼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這批年輕留學生歸國不到十年就已升任最新型軍艦的管帶，且長期未再有調動，進取心、學習精神和意志力遂江河日下，被清廷視為“奇貨”的中國海歸卻在甲午一戰而亡，留下的只有慨嘆和教訓。

日本“海歸”反復磨礪

若以開始接觸蒸汽艦船、培養現代海軍人才的起點論，日本比中國約早十年；1860年代后期，幕府和薩摩藩即已派員數十人赴英、荷等國學習艦船駕駛和造船技術。不過中日兩國著手建立系統的海軍教育制度，大致仍始于同一時期：1867年初，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正式開班；三年后，幕府末期停辦的海軍兵學寮也在筑地恢復。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軍留學生起程赴英；1877年3月，中國第一批赴英海軍留學生也乘“濟安”輪啟航，人數同樣為12名。這兩批“海歸”后同于1878年返國，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見，實為驚人的巧合。

若以出國前的履歷論，日本的12人年紀雖不大，但幾乎都擁有在蒸汽艦船上的服役甚至實戰經驗，有的還是中級軍官；如伊地知弘一和東鄉平八郎參加過倒幕戰爭后期的幾次海戰，原田宗介是炮艦上的槍炮教官，八田裕二郎擔任過海軍兵學寮教官。但英國方面一來對日本的示好尚不重視，二來認為這批留學生此前并未接受完整的初級軍官教育，拒絕批準其入讀達特茅斯的皇家海軍學院（BRNC）。這樣一來，大部分留學生只能改考民間商船學校，或進入海軍造船廠和軍工企業充當高級學徒（當時英國僅特許少數日本貴族子弟報考正規大學）。如東鄉平八郎便是在投考達特茅斯不遂的1872年，入讀格林海斯的泰晤士航海訓練學院；佐雙佐仲、原田宗介等人則先后在樸茨茅斯、米德爾斯堡、赫爾的海軍船塢和兵工廠見習，經歷頗為曲折，還須忍受經費不足的窘況。

東鄉平八郎的經歷可謂早期日本留學生的縮影：他就讀的泰晤士航海學院設在一艘1500噸的退役風帆巡航艦“沃塞斯特”號上，同班學員經常拿這個孤零零的東方人開玩笑，管他叫“強尼?中國佬”。東鄉出身武士之家，赴英之前已小有戰功，但為了求得一張商船學校畢業證、以爭取隨船遠航的機會，依然從頭開始經歷了兩年的理論學習和宿泊艦操作，至1874年方告畢業。1875年2月，東鄉以實習船員的身份隨三桅訓練艦“漢普郡”號出海，繞行好望角和印度洋抵達澳大利亞，再經合恩角與南大西洋返回歐洲，全程超過3萬英里，沿途多次遇險，還差點因維生素缺乏癥而失明。對艦船駕駛這種經驗學科而言，在如此漫長的航行中積累應對復雜海況的經驗，感受不同的水文環境，意義極為重大。結束這次歷時近一年的航行之后，東鄉又轉往樸茨茅斯，在英國海軍歷史最悠久的基地做進一步見習。1877年，日本在薩慕達兄弟船廠訂購的“扶桑”號鐵甲艦下水，東鄉奉命前往倫敦，參與軍艦的舾裝監督、設備入手和接收準備工作。1878年3月，他隨另一艘新完工的軍艦“比睿”號歸國，正式結束五年多的留英生活。

在唐德剛等通俗史家的筆下，東鄉平八郎身著筆挺的白軍裝，在格林尼治海軍學院與未來的中國對手同窗求學（實則格林尼治學院在東鄉赴日時尚未開辦），威風凜凜，哪里像真實歷史那般輾轉艱辛！其實首批12位日本留學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國海軍“開恩”，得以就讀格林尼治學院；余者無不如東鄉一般，需要在民間海校、海軍基地和工廠自行尋找學習機會，承受頭腦、意志力、財力（官費發放常不及時）和健康的四重考驗。有6位學生就在這樣嚴苛的環境下無聲無息地被淘汰了，1878年學成歸國的僅有另外6人。

衣錦榮歸遠非終點，而是另一段考驗的開始。東鄉隨“比睿”艦歸國之際，不過獲頒中尉軍銜；在先后擔任過兩艘木殼炮艦的副長之后，才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第二丁卯”號的艦長。1884-1890年，他先后擔任過三艘炮艦的艦長，監督過一艘炮艦的舾裝工作和橫須賀鎮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對中國東南沿海的巡航，這才升至大佐軍銜。1891年底東鄉擔任吳鎮守府參謀長滿半年后，受命接掌防護巡洋艦“浪速”號，任該艦艦長直至甲午海戰爆發。換言之，學成歸國足足13年后，他才獲準指揮日本海軍比較現代化的主力艦；而東鄉正式晉階少將，更遠在對清戰爭勝利后的1895年，這還是考慮到他的戰功。同期歸國的另外5人里，除佐雙佐仲后來官至造船總監（技術中將銜）、原田宗介官至造兵總監（技術少將銜）外，另兩人到退休也只是大佐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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