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度出現于埃及將近一個世紀后，政治化的伊斯蘭教(political Islam)正在重新塑造穆斯林世界。這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又稱伊斯蘭主義(Islamism)，它認為，只要全球數以十億人計的穆斯林社區虔敬篤信——也就是說，假如穆斯林如同伊斯蘭歷史上多數時候那樣，生活在由國家政權強行推動的伊斯蘭教教法(sharia)之下——他們就將獲得自由，變得強大。長期以來，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s)一直在與拒絕伊斯蘭教教法的穆斯林和試圖說服他們拒絕伊斯蘭主義的非穆斯林交鋒。這些交鋒有時溫和仁慈，間或腥風血雨，引發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催生了2001年的基地組織恐怖襲擊，推動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助力于諸如自封的伊斯蘭國(也以ISIS聞名)之類伊斯蘭激進組織的興起。

并非作為宗教的伊斯蘭正在制造不和。恰恰相反，穆斯林中間只是在伊斯蘭教應當用來塑造社會的法律和制度到什么程度這個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麻煩是在這里。不論是否伊斯蘭主義者，大多數穆斯林當然并非圣戰者或革命者。但有關何者構成了良善的公共秩序，一直以來就存在的競爭已令穆斯林兩極分化，形成了拒絕妥協的嚴重敵對狀態。結果是，諸多問題糾纏在一起形成死結，各方于其中彼此交惡，難以解脫。

2014年6月，伊拉克，什葉派志愿兵接受與伊斯蘭國作戰的訓練。(Reuters / Alaa Al-Marjani)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和決策者費盡心力去理解這一沖突的性質，但迄今為止，他們的努力均功虧一簣。縱然專擅伊斯蘭法學、神學和歷史的行家們有關伊斯蘭主義的研究已碩果累累，他們還是傾向于將伊斯蘭主義看作似乎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忘記了，伊斯蘭主義不僅是伊斯蘭教屬性的，同時是一種“主義”(ism)，也就是說，那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安排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規劃，應當與其他意識形態一并加以分析。世界上沒有什么地方像西方自身這樣制造出了那么多的主義，因之，為有助于清晰思考當代中東，回溯西方自己的意識形態紛爭史是有所裨益的。

事實上，如今的部分穆斯林世界，與四百五十年前處在所謂宗教戰爭(Wars of Religion)期間的西北歐有某種神秘的相似之處。當時就像是現在，一波宗教叛亂的狂潮席卷范圍廣袤的地區，吞并了若干國家，并似乎要攜裹更多地方。僅僅是在1560年代，法國、荷蘭和蘇格蘭就分別遭遇被稱作加爾文教的一只新教教派信徒領導的變亂。那些信徒所信的，并非二十一世紀甚或十九世紀長老會教徒的那種加爾文教。如同天主教、路德教和當時其他的基督教主義一般，早期現代加爾文教既是一套宗教教義，也差不多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加爾文教形成的年代，正值歐洲的社會經濟秩序圍繞羅馬天主教會確立，并且部分地由羅馬天主教會決定，而加爾文教將自己視為那一秩序的反對者。選擇一種意識形態，既是一種政治承諾，也近乎是一種宗教承諾;宗教戰爭同時也是政見戰爭。(“宗教戰爭”始于1618年，終于1648年，又稱“三十年戰爭”，是由神圣羅馬帝國內戰演變而成的全歐洲參與的一次大規模國際戰爭。新教又稱基督新教，是西方基督教中非天主教的宗派，特別是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脫離天主教會的教會與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教會團體之統稱。加爾文教、路德教、長老會均是新教的不同宗派。——譯注)

1572年，法國圣巴托羅繆日(St. Bartholomew’s Day)大屠殺。(繪圖：Fran?ois Dubois[1529–1584,法國畫家——譯注])

就國家政權應當支持何種形式的基督教，爭斗歷時一百五十年之久，期間變亂頻仍——而今，歷史的回響何其相似。一邊是理論家們在彼此較勁，爭奪影響力，一邊是異見人士遭到殘酷鎮壓，宗教屠殺周期性爆發，并且外部力量打著對立派別的旗號介入。混亂最終走向悲慘的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至少導致德國(當時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中心)四分之一的人口遇害。危機終結后，另外兩場意識形態戰爭接踵而至：十八世紀的君主制與立憲制之爭，以及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

這三段意識形態紛爭歷時漫長，期間西方國家就治理社會的最優方式問題發生分裂，這為理解當下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教訓。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西方歷史昭示，目前中東的合法性危機問題，在重要性上并非前所未有，也不大可能以任何直截了當的方式解決。如同過去很多占據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一樣，政治化的伊斯蘭教從其幫助推動的地區沖突中獲得了新的力量，并在這些地區留駐腳步。此外，中東所經歷的這種意識形態爭斗絕少以贏家通吃的方式告終;爭斗往往肆虐橫暴，直到彼此相競的諸多教義或是演化精進，或是趨同融合。通常只是在危機將外部力量卷入，并且重新塑造地區秩序之后，這一切才會發生。于應對今日中東的挑戰而言，這些教訓無法達到明確的一勞永逸之效，但它們確實至少表明：該地區的問題并非獨一無二;各國領袖和各個國家可以采取措施減少暴力，并創造更有利于人類繁榮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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