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在東亞（指中日韓）缺乏化解仇恨的政治傳統和氛圍，亦缺乏這種機遇。這里我從中日的角度分析一下原因。

從歷史傳統來說，東亞國家喜歡爭做老大，缺乏和歐洲一樣平等和團結的意愿。在東亞的傳統秩序觀中，中心之國只有一個，其他的國家都是不同形式和等級的臣屬，偏偏中日一直是互相不服氣的大國，都把自己看作“中國”，互相把對方視為蠻夷。這種奇怪的互相排斥的心態一直延續到現在。中日兩國都不愿承認“東亞很大，足以容下中日兩國大國”的現實。一方面，日本要崛起，做正常國家；另一方面，中國也要復興，試圖恢復中央帝國。于是，中日兩國有本質的矛盾。

有趣的是，對于不屬傳統東方秩序的國家，即使現在勢力在東方，兩國也沒有如此排斥。比如俄羅斯掠奪過中國大片土地，但中國對俄羅斯的強大仿佛是心安理得的。兩國對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也是基本視為理所當然。

其次，中日兩國，有過于實用主義的外交策略，缺乏原則，缺乏妥協和遵守約定的精神。中國和日本建交時認可了日本的道歉，就不應該再糾纏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說過去需要日本，就認為日本已經道歉了，中日一衣帶水。現在不那么需要日本，又說日本沒有道歉，又是軍國主義。如果說，70年代的道歉是“實際不能接受的”，僅僅是因為對抗蘇聯的現實利益而接受，那么，在日后無須考慮蘇聯威脅之后，再重提“道歉”問題，不能不說是一種基于實用主義的“反言”。同樣的例子還有，在需要日本對抗蘇聯的時候，就說北方四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當不需要日本的時候，就說南千島群島屬俄羅斯。當需要日本的時候就說支持日本人民收回琉球的正義抗爭；不需要日本的時候，就說琉球問題懸而未決。這種做法和北越先是為了中國的援助而承認“西沙群島屬中國”后來又反口有何不同？

在70年代建交時解決道歉問題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所謂的道歉問題。道歉問題（以及幾乎所有其他的中日歷史問題）是90年代才出現的。這個節點很重要，因為在80年代末，中蘇和解以及蘇聯崩潰，使得中日關系在戰略上不再如此重要，反而日本在東亞的坐大、成為政治上的“正常國家”以及甚至“入常”成為一個現實的政治可能。這不能不說是道歉問題再現的主要原因之一。

90年代是日本作出道歉最頻密的時代，標志著日本道歉高峰的村山講話就是這時出現的。村山講話的出現，一方面是左翼上臺的結果，另一方面，也不乏現實政治的考慮。其時也是日本實力最強勁的時期，日本很有意愿在當時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為歷史問題打上句號，為進一步“正常化”鋪平道路。于是在1998年，韓國和日本達成協議，日本用了shazai的字眼，韓國則答應不再以歷史問題作為日韓交往中的問題。這并不是指不再在歷史上進行學術爭論，而是指不再以歷史問題作為理由反對日本在國際上成為正常國家。可是這個妥協后來成為了一個現成的壞例子，眾所周知，后來韓國并沒有遵守承諾，仍然繼續糾纏歷史問題。

當時，日本也想和中國達成這個協議，如果中國答應不在歷史問題上糾纏，日本也會正式用shazai的字眼。但這個要求被中國拒絕了。朱镕基說，道歉不道歉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江澤民更在訪日期間不斷地高調提及歷史問題，甚至在天皇的晚宴上也如此，把氣氛搞得很僵。日本也大感失望，從此斷了這個心，轉而用道歉問題（以及參拜等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由此看來，到底用shazai還是用owabi，本質上不是關于如何看待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考慮。中國難以答應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無法接受一個經濟強大的日本成為政治大國。

進入10年代，中日實力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實力已經超過日本。歷史認識問題可以被中國當作繼續打壓的日本的牌，惟日本再難以用道歉和參拜等作為籌碼。現在日本也知道了，如果說了這么多次道歉都被認為是不足夠的話，那么再多說道歉，或者再用shazai都是于事無補的。于是，日本也再不在乎進一步的道歉和歷史問題了，轉而從現實安全及民主價值觀的角度出發，在新的戰場上展開和中國的輿論戰。“伏地魔之爭”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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