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歷史記憶未必是真實的歷史存在，然而，因為它們符合當前的社會情境，便被人們引為信史。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天地會就是這樣一種歷史記憶。熟知中國近代史的人們與那些熟讀武俠小說的人們一樣，對這個秘密會社深信不疑。人們可以在近代史上舉出許多例證，證明天地會的存在：太平天國時期的小刀會，孫中山曾加入的洪門，同盟會成員在萍瀏醴地區發動起義時所借助的哥老會等等。這些人相信，小刀會、洪門和哥老會這樣的會社組織不但真實存在于歷史，并且因具有類似的創會神話、入會儀式、創立宗旨和組織原則，是天地會的分支或變體。
然而，真的有一個“反清復明”的天地會嗎？如果有，這個秘密的會社為何在歷史上如此的神秘？我們遍尋史料，卻無法準確找到它的起源；可以注意到它的分支，卻不清楚分部與總部之間的聯系；它以“反清復明”為口號，卻似乎只對中下層民眾有吸引力，那些懂得“華夷之辨”道理的士大夫們竟從來都不知道有這樣一種組織，就連作為打擊對象之一的乾隆皇帝也是在臺灣林爽文以“天地會”為名起義后，才知道“天地會”的存在。自古以來恐怕從未有組織能做到如此神秘：它隱藏在迷霧之中，像一個徘徊在神州大地上的幽靈，遙控普天下的會眾，不時對當局統治者制造顛覆、恐慌和破壞。
天地會是什么？它在哪里？它的組織形態是怎樣的？這些曾困擾著滿人君王、帝國官僚以及殖民地官員的問題，如今徘徊在學者的腦中，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謎題。本期外刊掃描所選取的兩篇文章借助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分析方法，將秘密會社放回到產生它的社會情境中，回答以上問題。在讀完本文之后，或許你會發現，那個“反清復明”的天地會，離我們的生活可能并不遙遠。
杜琪峰導演電影《黑社會》海報，電影中的“和聯勝”隱喻洪門。
1 符咒與信仰：作為民間信仰的天地會
整理自：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s Popular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 No. 4 (Nov., 1995), pp. 1023-1046
作者：David Ownby （王大為）
無論是在清朝還是民國時代，也無論是在中國本土還是海外殖民地，天地會都因長期從事反當局的暴力、犯罪活動而被認為是犯罪組織。學者與官員們在很長一段那時間內關注于天地會的暴力活動，他們試圖為這些活動尋找動機與理論依據，然而卻忽視了早期天地會最重要的要素——宗教。這種關注點上的缺失，致使他們對底層群眾參與天地會的動機解釋不足。貧苦而卑微的底層人民為何甘冒生命危險參加反政府的天地會？在一個識字率不高的年代，他們真的了解什么叫做“反清復明”嗎？這些曾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問題，如今又有了重新檢討的必要。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王大為（David Ownby）從宗教的角度出發，以江西東部、福建西部地區的早期天地會活動為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作為民間信仰的天地會》（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s Popular Religion）一文中，他認為：天地會應被當做民間信仰看待，它對底層邊緣人群的吸引力與其說是一種“反清復明”的信念，不如說是一種可以操控超自然力量的保證。
按照研究群體與所處時代，20世紀的天地會史研究可以分為四大類別：20世紀30、40年代的民國學者（如蕭一山、羅爾綱）、20世紀60、70年代的西方學者（如謝諾），19世紀至20世紀的殖民地官員，1949年建國后的大陸與臺灣的檔案派。這些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下的研究群體，對天地會歷史的解讀也各不相同，不過總體而言，他們均未能對天地會中的宗教因素予以足夠的重視。民國學者受民初民族主義的影響，較多地聚焦于天地會的“排滿”層面，西方學者則主要關注天地會在社會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海外殖民地的官員們從治安角度出發，以天地會等秘密會社的暴力犯罪活動為討論的核心，20世紀后期兩岸的檔案派學者相較于前三者而言，雖利用了大量清廷檔案拓寬了天地會的研究空間，然而卻由于各自的意識形態，未能對這些屬于“封建迷信”的內容進行認真的分析。
前人的研究固然可貴，但其缺點卻顯而易見。根據清廷檔案，我們可以知道農民們是為了尋求幫助而加入天地會（見中國人民大學編《天地會》），可是農民們為何要選擇加入天地會去冒險，而不是尋求其他的互助形式呢？由于缺乏對天地會宗教因素的解讀，學者與官員們并不能很好的解釋鄉間農民參與天地會的動機。為了回應這一問題，王大為以19世紀初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以下稱贛南閩西）地區的天地會活動為例，對天地會與其他民間信仰之間的異同之處進行了比較。
王大為采取了檔案派的說法，將19世紀初的福建作為天地會的發源地。這一地區的天地會活動自臺灣林爽文起義后，受到官府的強烈打壓，會眾紛紛向外省逃匿，贛南閩西地處兩省交界，其地多山，道路崎嶇，但又聯結著福建與江西兩地人員與貨物的往來，因而成為了天地會滋生的絕佳地點。在這一帶，學者們發現了一百多份同天地會有關的官府檔案、被捕會眾的供詞等文獻，這些文獻大多寫于1801年至1838年間，是研究早期天地會宗教方面活動的關鍵史料。在這些史料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同叛亂有關的任何記載，只有40年代由李凌貴融合天地會與居士佛教傳統、假借唐朝皇子名義而舉行的一次叛亂，而在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的是，天地會的禮儀同民間信仰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
例如，大多數的天地會入會儀式都包含開壇儀式，而五色旗、米斗或米桶、七星燈、鏡、尺、矩、刀以及繩子則是開壇時較為重要的幾件物品。這些物品或許有些指向叛亂意涵，但大多數都與民間信仰相關。勞格文（John Lagerway）對當代臺灣道教的研究表明，在當代臺灣的道教儀式中，道士們同樣會用到鏡、劍、尺、矩等物，而丁荷生（Kenneth Dean）以自己的福建研究證實：相似的物品在福建的儀式中也有所使用。
道教儀式中所用法器。寶劍、木斗、矩尺，這些法器同樣也在天地會的開壇儀式中使用
此外，在開壇過程中，祭壇上供奉的神祗也與民間信仰所信仰的神祗相同。天地會除了會供奉其創始人萬提喜（萬云龍）之外，也會請上觀音、土地神。1813年的一份供詞表明，天地會的會眾甚至還會將太上老君的牌位置于天地會開壇儀式的中央，兩旁則是寫有紫薇三官名號和“天、地、洪”三個字的牌位。一些道教術語也在天地會的儀式中出現。例如，道教所謂的“代天興化”、“替天行道”以及“天運”。天地會的開壇儀式不但會供奉諸神的牌位，有時也會請神上身或顯露神通。天地會會眾李老五曾供認：“伊師洪萬和現在福建造銅窖山，甚有法術，不用刀劍，只有一碗法水，噴得人死。并有火球，一見火光，即可燒死多人”。在開壇入會之后，會眾也會收到一些符箓，這些符箓有的是為了互助，有的是為了在荒年保得安全。例如一份供詞稱：“將來兵起時，把那頭一道符貼在大門上，就知是同教人，便不殺戮。第二道符畫在一尺六寸布上纏頭，第三腰牌式樣一個，將來起事，打一銀牌掛在腰間以為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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