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初期，美國同時在亞洲和歐洲嘗試發起和建設一系列同盟網絡。其中，北大西洋公約（以下簡稱北約）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實現了全面的軍事化并轉而成為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多邊集體防衛組織。而在亞洲地區，太平洋公約還未成型便胎死腹中；臺灣和韓國從未成為任何多邊防衛倡議的候選成員；東南亞條約組織（以下簡稱東約）在多年面對地區危機無能為力之后解散了事。實際上，盡管東約是亞洲地區唯一成功簽署的多邊防衛條約，但是無論在軍事承諾還是在制度化建設方面，東約都無法和北約相提并論。與歐洲相對，亞洲自此逐漸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基于一系列雙邊條約的同盟體系，這被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稱為軸輻式體系。

是何因素阻礙亞洲地區形成與北約相似的多邊集體防衛組織？進入新千年之后，美國的亞洲“客戶”在防務相關議題上的交流與合作出現快速增長。這一勢不可擋的變化再次引發了對亞洲同盟起源影響因素的回顧，這有助于預測未來美國在該地區同盟體系的發展。總體而言，基于過往的研究結論來看，在東亞地區創立多邊防衛組織的失敗嘗試和東約組織的疲弱都可以歸于地區玩家之間的三大差異——其一，利益和目標的差異；其二，實力的差異；其三，身份認知的差異。

一、利益和目標的差異

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認為國家尋求建立同盟是為了平衡對其最具威脅的國家，而不僅僅是最有實力的那個。對威脅的認知幫助國家決定是否要組建同盟，與誰結盟以及平衡哪一方。他在研究中指出，一個綜合實力強、地理位置較近、進攻性軍事能力發展明顯并有挑釁意圖的國家常被認為更具有威脅性1。若候選盟友間對威脅的認知程度存在差異，各國就會對建設同盟的真實目標產生不同的期待，并對同盟條約下成員國的責任作出不同承諾。普萊斯-巴納森（Press-Barnathan）近期的一項研究表明，地區國家對多邊安全協議的渴求，以及區域內和域外國家的目標一致性都是域外國家支持建設此類組織的重要前提。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域外國家在向區域內國家出讓自主權時會付出更加高昂的代價2。因此，當美國和其他主要大國參與地區多邊防衛機制建設時，候選成員間利益和目標的差異會成為重要的阻礙因素，而這正是亞太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面臨的境況。

朝鮮戰爭明顯地改變了美國對前蘇聯和共產主義中國的威脅認知。在戰爭爆發之前美國政府認為蘇聯雖然有擴張主義傾向但行為上仍然十分謹慎，但北朝鮮的攻擊性將后者帶來的威脅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同時，中國也首次被視作蘇聯陣營的鐵桿成員，并對美國存在深刻的敵意3。杜勒斯的前任艾奇遜曾評價稱，朝鮮戰爭給美國的教訓就是蘇聯將全面戰爭的危險再次向前推進一步。其他美國官員則認為干涉朝鮮戰爭只對蘇聯有利，因此中國定是受蘇聯控制的傀儡4。出于認知上的變化，美國一方面將僅有政治象征作用的北約全面升級為真正有作戰能力的軍事集團，另一方面將美國的軍事承諾擴展到任何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地區5。鑒于此，海默和卡贊斯垣（Hemmer and Katzenstein）對用威脅認知作說明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因為朝鮮戰爭沒能在亞洲和歐洲催生相同程度的多邊主義發展，特別是最受共產主義威脅的臺灣和韓國被排除在東約組織之外6。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多邊主義的發展并不完全以美國的意志為決定因素，必須要從美國和其他地區國家利益的互動中尋找根源。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同時在亞洲和歐洲面臨威脅的情況下，美國對大陸兩端威脅感知的程度因受到地理特征的顯著影響而存在差異。在歐洲，包括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在內，有多個掌握高水平工業能力的實力中心受到威脅，尤其聯邦德國恰恰位于兩大陣營交鋒的前線。與此相反，日本作為唯一一個美國急于歸入西方勢力范圍的亞洲工業強國，坐落于遠離亞歐大陸和其他亞洲島嶼國家的位置。因此，西德的防御工作需要毗鄰國家之間密切的政治和軍事合作，而日本的防御則可以由美國在該地區的海上霸權來滿足7。另外，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比之日本和西歐都相對較弱。1954年時值東約創立的準備階段，近一半的美國民眾認為在這一地區作戰不會得到任何益處，且五角大樓也持相似的判斷，以致杜勒斯在說服后者接受東南亞地區集體安全協議的過程中遭遇明顯的阻力8。而且，東亞地區面臨的威脅類型多是國內的顛覆活動而非外部入侵，所以對該地區的軍事介入極易使美國陷入當地沖突之中。總之，對美國而言，歐洲所面臨的威脅在緊迫性和破壞性上比之亞洲都來得更為嚴重。

對歐亞兩地威脅認知的差異進而影響了美國發展同盟體系的目的和期望，即在亞洲地區維持相較低水平的制度化和多邊主義建設。多米諾理論認為，一個對現狀的小小改變就會在世界其他地方產生嚴重的后果，這一理論正是美國擴展其軍事承諾直至覆蓋全球大部分地區，甚至是非關鍵地區的根源。實現這些承諾需要付出的代價和受承諾地區的戰略價值往往不相平衡，這意味著大部分被保護的區域并不會在現實中受到攻擊，因而威懾可以獲得成功，軍事需求也不會過分超出負擔能力9。所以，美國在亞洲的真實目標是在避免建設高度制度化的軍事合作前提下，通過成立象征性的多邊同盟將地區非共產主義國家歸入西方陣營，以懾阻可能發生的地區沖突。在杜勒斯看來，在東南亞地區設置防衛協議是為了重新樹立美國“自由世界領導者”的形象，并通過樹立一個團結反共的象征來杜絕任何軍事干預印度支那地區的必要10。盡管美國引領了一系列針對多邊同盟條約的協商談判，卻從未試圖在亞洲建設一個與北約相似的組織。

理清美國在亞洲同盟建設方面的利益和目標有助于理解為何韓國和臺灣在熱切尋求參與的同時被所有得到美國支持的多邊防衛倡議排除在外。如前文所言，美國期望在亞洲達成的多邊安全協議在本質上是防御性和被動反應式的，而韓國與臺灣卻擺出同美國意圖全然相反的，挑釁和進攻性的姿態。兩地領導人李承晚和蔣介石都曾強烈建議同各自在亞洲大陸的敵人繼續作戰。1953年，在美國準備對停戰協議進行協商時，李承晚明確表示拒絕接受這一選擇，并宣稱一旦美國依照協議從半島撤軍韓國就會獨自與朝鮮作斗爭。同樣的，被學者認為不受控制、我行我素的蔣介石也從不掩飾他借由武力奪回大陸的野心11。1949年，在地區組織發展形成的早期階段，蔣介石和菲律賓總統基里諾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對“太平洋聯盟”的建設表示支持，李承晚也極力贊成這項提議。然而，美國國務院相信這是李蔣二人在利用基里諾向美國施壓以獲得美國的短期軍事支援12。因此，美國阻止在兩地間形成任何形式的同盟，并最終建設一個不受李、蔣二人影響的地區組織。根據維克多·查（Victor Cha）的“權力游戲”理論，美國分別同韓國和臺灣創建非對稱的雙邊同盟關系，意在對可能參與地區冒險主義行動的“無賴盟友”進行控制13。

地區玩家之間利益和目標的差異也是阻礙太平洋公約形成的因素之一。朝鮮戰爭爆發之后，美國亟欲尋求一個由亞洲離岸國家共同簽署的公約，一方面可以將日本歸入西方陣營，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其重整軍備創造條件。然而，這一提議因為英國對自身地區影響力的擔憂和澳大利亞對日本的恐懼而受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為了維持在亞太，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領導地位，作為域外大國的英國一直寄希望建設一個以英聯邦為導向，美國為輔助的地區組織。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試圖成立一個和北約相似的組織，在對抗共產主義威脅的同時也防備一個可能復活的軍國主義日本。美國在1951年提出的這項建議受到了來自英國的強烈抗議，后者唯恐其地區可信度被削弱，并且對美國忽略英聯邦在該地區的重要屬國，且僅給予英國顧問身份感到不滿。同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極力反對接納日本。美國最終只能成立澳新美同盟作為替代14。

二、實力的差異

在地區集體防衛協議中，多邊主義本質的一部分需要通過各成員國資源和軍力的集合來體現。若不存在這種集合，或某一國家的貢獻遠遠超越其他國家，則這樣的組織也稱不上秉持多邊主義精神。出現這種貢獻不對稱的一個常見原因就是國家間實力的不平衡，這主要包括軍事能力和經濟實力方面的差異。奈恩（Nairn）認為嚴重的實力不平衡意味著集體意志的概念實為荒謬，并將證明一致決議和地位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15。普萊斯-巴納森則進一步闡明了集體貢獻對地區安全協議的影響——成立地區安全協議的部分作用在于集合所有成員國的資源所產生的積聚效應會超過每個國家本身的貢獻，因此常使一國貢獻遠多于其他國家的大范圍實力不平衡將弱化成立這類多邊協議的動機16。

在歐洲，盡管曾經的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飽受折磨甚至幾近毀滅，但與亞洲國家相比仍然保留著較高水平的工業經濟基礎，助其在戰后實現更快速更精細的經濟重建和軍備重整。朝鮮戰爭之后北約的軍事化建設不可能在沒有歐洲國家貢獻的情況下僅由美國的參與來完成，為了鞏固美國對同盟的軍事承諾，歐洲國家不僅增加了軍費開支，還接受了西德的軍事重建17。在此情況下，積聚效應通過成立一支由最高軍事指揮官統一調遣的多國部隊得以擴大，這不單實現了全地區經濟和軍事資源的整合，還有助形成更復雜精細的勞動分工。與此相對，人們很難想象在亞洲出現類似的積聚效應。盡管海默和卡贊斯垣認為比起物質實力的差異，美國更多是出于強國的優越感而相信歐洲盟友會從戰后廢墟中迅速恢復，而亞洲伙伴則將長期維持弱勢18，但他們也不能否認除了前沿軍事基地，大多數亞洲國家在軍事合作和資金籌措方面的貢獻是十分有限的。

實力不平衡和缺乏集體貢獻的情況在東約里是如此明顯，以致在學者眼中注定是一個徒有其表而毫無實質的集體防衛組織19。1954年，當美國開始將印度支那地區的安全與和平視為一項重要任務時，杜勒斯希望在其他地區國家共同參與的情況下來實現目標，而不僅僅由美國單邊地實施軍事干涉。雖然大部分候選成員國都全力支持這一協議，但它們渴望從美國身上得到的利益遠遠超過它們所能作出的貢獻。在就東約內容進行協商的過程中，菲律賓一方面要求將美國提出的門羅主義形式的承諾改為與北約相似的言詞風格，使成員國更確信能從美國方面獲得軍事保護，另一方面又建議在同盟委員會投票表決時采用四分之三多數，以此逃避對亞洲大陸的軍事干預20。自東約同盟成立開始，美國就成為任何所謂集體行動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贊助方。在越南戰爭期間，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菲律賓都只作出了象征性的努力，英國、法國和巴基斯坦則對戰場毫無貢獻。作為除美國之外唯一一個付出較多的國家，泰國向戰場投入了約占其受訓陸軍部隊14%的兵力，卻在美國的資金支持逐漸減弱時撤出戰斗。埃克爾（Eckel）總結認為，當其他成員國只動嘴皮子功夫時，東約唯有依賴美國的力量，而美國也只有在為之買單的情況下才能從組織中獲得一些援助21。

盡管東約看上去是一個將所有成員國團結一致，在政治和外交領域共同發聲的集體安全協議，但在軍事領域中卻絕非如此。丁曼（Dingman）批評認為，東約是在用外交來掩蓋軍事上的無能為力，用言語來達成無法用武力達成的目的22。東約組織在軍事合作方面的不足使同盟的可信度遠遠低于美國和地區國家分別簽署的雙邊防衛協議。大部分成員國已經和美國簽署過雙邊協議是導致這個地區多邊同盟在軍事上欠發展的原因之一23，反之亦然，在積聚效應缺失的情況下，地區國家不得不加深對和美國達成的雙邊同盟的依賴。1962年，當東約組織未能成功阻止共產主義運動在老撾的發展時，深感失望的泰國便轉而向美國索取一項額外的保證，即在受到共產主義攻擊的情況下，美國援助泰國的責任與東約組織的協議無關24。由此可見，在地區國家之間存在實力的巨大差異時，從實用角度而言雙邊同盟往往是比多邊同盟更自然的選擇，而在此情況下成立的多邊同盟也更難以形成復雜精細的軍事合作關系。最終，隨著美國這個東約里最大的贊助者逐步撤出印度支那地區，這個僅有政治和外交象征作用的多邊同盟也就此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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