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國國際關系領軍理論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 發表了一篇題為《霸權之后》的著名作品，它的主題是：大國之間對領導權的傳統爭奪方式正在消逝。在傳統的斗爭方式中，勝利者占據國際秩序的霸權巔峰，支配所有其他國家，決定全球體系的方向，比如說，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常常被認為是處于這個如日中天的位置。基歐漢認為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已經過時，在當代世界，國際關系不再是一個爭奪軍事和領土優勢的零和博弈，它們從根本上已經成為一個正和的經濟交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國就關稅和管制相互協商，以達成互惠的交易，這些交易時間長了，穩定下來，就成為他所說的“國際政體”。這個政體是和平的和基于合意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對其他國家頤使氣指。在二戰以后的金本位體制下，美國也許曾經是西方的霸主，但是自從1970年代早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國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建立在理性的經濟交換和合作基礎之上的新的多邊秩序的合伙人之一，盡管是比較大的一個。

2006年，中國思想史領軍學者、政治思想家汪暉提供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診斷。在他著名的論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文章中，他指出當代的世界秩序展現了一個可怕的霸權結構，用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初表述來說，這個結構結合了三個不同的、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或者層面：第一部分是國家層面的霸權，處于任何給定的社會之中，第二個是國際層面的霸權，處于國際體系之中，第三個是超國家層面的霸權，它穿越了國家的界限，涵蓋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我想接過這個非常豐富的理論提議，就每個層面說一點細節。我的進路首先是一個比較語文學的練習，因為像現代性、民主或者合法性，以及許多其他政治概念一樣，“霸權”的概念有一段非常復雜的歷史。如果我們想要清楚地把握它和我們周圍當代圖景的相關性，我們就要理解這段歷史。那是一段覆蓋了四個獨特的國家文化的歷史。我將以探討各個文化開始。

歐洲傳統中的“霸權”觀念

在西語中，“霸權”這一術語最先來自古希臘，但是它的現代用法源于20世紀初沙皇俄國革命運動中的辯論。在這個正在生成的俄國傳統里，這個術語 gegemonia，首先是由帕維爾-阿克塞羅德（Pavel Axelrod）創造，然后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事接過這個術語，用來指稱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沙皇專制的共同斗爭中，能夠和應當對其他社會階級——首先是農民階級——實施的領導權。那種領導權應當通過目標的清晰、說服的技藝和組織的效能來贏得。在此基礎上， 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列寧發展出了他稱之為工人階級的民主獨裁（專政）理論，作為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視野。這個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基于先前的霸權觀念，它指稱的是一個政體，在其中，獨裁，也就是通過強力（force）的統治，將被實施于敵對階級——那就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身上。而霸權，即通過合意（consent）的統治，將統領工人階級和聯盟階級，首先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因而，在誕生的時候，霸權的觀念是革命斗爭中合意維度的工具。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根據這個公式成功地發動了一場革命，以強力鎮壓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權力，用著名的口號“面包、土地、和平”將農民自愿地召喚到革命的目標之下。在20世紀早期，當新的蘇維埃國家贏得俄國內戰之后，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在被他的黨派遣到莫斯科學習和交流的過程中，接觸到布爾什維克的霸權概念。然而，當他回到羅馬之后，在意大利取得勝利的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葛蘭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在一個法西斯監獄中度過余生。在那里，他寫了一系列出色的筆記。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霸權這個在莫斯科期間給他以深刻印象的概念。但葛蘭西逐漸將它轉變成一個比在俄國的辯論背景中更為核心的概念。他所引進的關鍵修改，產生了第一個系統性的霸權理論。這一修改是將它從工人階級的策略，擴展到對任何社會階級的穩定統治模式的描述——首先，也是最顯著的，是有產階級，即地主和工業家，而他們正是霸權這個概念在俄國所反對的對象。葛蘭西在他的《獄中筆記》之中，給了意大利復興運動中加富爾的皮埃蒙特溫和黨很大篇幅，作為這一類霸權的歷史范例——你也許記得，加富爾正是梁啟超的英雄之一。葛蘭西指出，這個在商業地主和制造業者之間的聯盟在19世紀主導和控制了意大利的統一進程，邊緣化了更為激進的馬志尼的行動黨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追隨者，并且有力地鎮壓了真正大眾——農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達。

在作出這個社會學上的擴展的同時，葛蘭西不可避免地改變了這個俄國術語的意義。很明顯，加富爾和他的繼承者們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統治，涉及到暴*力——有很多暴*力——包括許多由軍人和警察實施的屠*殺，但這一統治也涉及到合意。葛蘭西作品的霸權總是指稱強力以及合意二者的結合。但在同時，和這個概念的俄國起源保持一致的是，葛蘭西的著重點落在霸權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他將霸權看作一個不僅僅建立在強力基礎上，而且也建立在文化優勢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權力體系。換而言之，在這個意大利的傳統中，霸權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類型的統治：它所配備的不僅是軍事*暴*力的決定性*權力，而且首先是獲得被支配者對他們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葛蘭西指出，這樣的意識形態支配，必須提出一系列對世界的描述，必須提出統領這些描述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大部分將被受支配者內化。和俄國不同的是，在西方，這種霸權仍然緊緊地掌握在剝削者手里，被剝削者必須以剝奪他們的霸權為目標，但是——正如葛蘭西在監獄中多么清楚地看到的那樣——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被剝削者并沒有這么做。

葛蘭西的健康被法西斯監獄摧毀，他于1937年4月死于意大利，幾個月之后，一個成熟的霸權理論在德國完成。《霸權：論居于領導地位國家之書》（Die Hegemonie. Buch der führenden Staaten）于1938年年底希特勒吞并蘇臺德地區之后在德國出版。這是一個著名的德國法學家海因里希·特里佩爾的著作。原初的列寧主義霸權概念側重于特定國家內部各階級之間的關系。葛蘭西在繼承和轉化這個概念的時候，保留了這個側重點。他的論述霸權的筆記大多考慮國家內部的階級間關系，然而他也偶爾——雖然是不成系統地——將這一術語用于國家間的關系，當然并沒有對這一獨特的權力層面進行完整的理論化。而海因里希·特里佩爾，一個因截然區分國內法學和國際法學這樣一種二元的法學理論而聞名的法學家，正是把重點放在這一點上，將霸權作為國際關系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現象來處理。他的長達600頁的著作追溯了霸權的歷史，從古希臘開始——霸權的概念在那個時候被創造出來指稱城邦聯盟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城邦，經過中世紀，最后是西班牙、法國和英格蘭作為先后相繼的歐洲霸權力量的興衰。

在發展他的理論的時候，特里佩爾對葛蘭西的筆記一無所知，葛蘭西的筆記直到1947年才得見天日。特里佩爾對葛蘭西筆記背后的俄國傳統也一無所知。然而，他復制了這位意大利思想家許多的知識框架，相似程度堪稱驚人。特里佩爾解釋道，最初激發他對霸權反思的，是普魯士在德國統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加富爾在意大利統一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葛蘭西的霸權范例一樣。像葛蘭西一樣，特里佩爾通過跟支配（Herrschaft）的概念比較，來建構他的霸權概念：一個是通過強力(force)的權力，另一個是通過合意(consent)的權力。再一次，和葛蘭西非常相似的，他強調了任何霸權所涉及到的文化領導權，以及它引發受霸權統治者的模仿現象的方式。特里佩爾甚至將這個概念擴展到國家內群體或個人對于群體的關系，從而招致了卡爾·施米特的批評。如果不是因為這一點的話，施米特會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為施米特將霸權概念僅僅用于國際關系。但是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特里佩爾和葛蘭西有尖銳的分歧，對特里佩爾來說，霸權是一種權力，它處于支配(domination)和影響(influence)之間，霸權比影響更強，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對葛蘭西來說，霸權相對于支配來說，是一種更強的和更穩定的權力形式。

這個差異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個結構性的理由，反映出兩位思想家各自的原初關注點的差異。葛蘭西關注的是國家內的階級關系，特里佩爾關注的是國際關系。在這個由特里佩爾和施米特所共享，并且傳遞給二戰以后德國領軍法學家們的傳統之中，非常明顯的是，從歷史角度來看，在國際關系中，強力總是壓倒合意。實際上，特里佩爾觀察到，在國際領域，霸權和支配之間的邊界從根本上是變動不居的。對于任何霸權來說，總是存在向支配轉變的誘惑或者傾向，將支配作為權力的最高形式。然而，甚至這一點，通常也有其限度，因為在國內和國際霸權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國內霸權是一個階級或者社會集團相對于其他的社會階級或者集團的統治體系，但是在早期現代歐洲發展出來的國際體系中，沒有一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統治另一個國家。基于領土的主權概念排除了這一點。

當然，強制作為一種威脅無處不在，用霍布斯的話說，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暫時中止。但是，這一點沒有，也并不能被制度化，成為類似國家在其國內空間中的壓迫性體系那樣的東西。同時，在這樣一個體系中，合意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弱得多的因素，它只是對于利益或者影響力的追求。因而在國際關系領域，霸權作為強制和合意必要的結合，總是很難獲得。和國內領域相比，在國際領域，霸權即便在獲得之后，也更為松散、更具有隱喻意義。在俄國和意大利傳統中，霸權從本質上說就是國內霸權，而且首先是基于合意的。在德國傳統中，它從根本上是國際的，而且是基于強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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