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政府為何長命百歲？

人類的政治經濟史上有兩個非常令人困惑的現象：一是，為什么某些毫無效率的經濟制度能夠長期持續地存在？二是，為什么獨裁統治總是去了又來、經久不衰？我們中國人常說，好人沒好命，壞人總當道，如果民間格言是一種經驗的智慧總結，那么，背后的邏輯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點？為什么象北朝鮮那樣的獨裁政權居然能持續這么長時間？不是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嗎？為什么獨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問題的理論與背景

仔細算起來，人類經濟的停滯要比經濟的繁榮時間長得多，專制的歷史也要比民主的歷史長得多（見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和費納《政府史》）。無論是就整體而言還是就國別而言，這兩種情況大體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國之類的殖民地國家）。劣幣和良幣并行流通，會導致良幣轉化為收藏而退出市場，在經濟學里，這種情況叫“劣幣驅良幣定律”或“格雷欣法則”。在英國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國西漢時期的思想家賈誼也注意到“奸錢日繁，正錢日亡”的類似現象。難道真的是停滯驅繁榮？專制驅民主？

對于第一個問題，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提出過很好的解釋。諾斯認為，一種經濟制度雖然從多數人利益的角度看是無效率的，但它卻可能非常符合統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統治者仍然掌握著權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觀主義、相對價格的變化、既得利益和“路徑依賴”的約束，那么，這種低效制度就會長期存在（見《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和諾斯后來的三部著作）。

可是，諾斯還是沒有直接回答，統治者、特別是獨裁統治者為什么能夠長期掌握著權力？以諾斯為領袖人物的新制度經濟學，已經很好地把經濟分析注入了政治領域，但掌權畢竟是個政治問題，再說政治與經濟的徹底結合也確實太難。在這方面，最有成效的還真只有“公共選擇理論”，這個對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貢獻的經濟理論至少有六個分支（四大邏輯加兩大理論）：

一是“集體決策的邏輯”，包括安東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經濟理論》、布坎南與圖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計算》，當然還有肯尼斯·阿羅1951年的《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正是這些書使人們對經濟學刮目相看。

二是“集體行動的邏輯”，曼瑟爾·奧爾森1965年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博得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梭羅盛譽：“我們大多數人都相當類似，認識其中一個就等于認識了全部。但曼瑟爾不同，他別具一格”。我曾在《中國熱》的卷首語引用奧爾森的話說：“正如杰出的戰士尋找的是對手的要害之處，杰出的科學家尋找的是充滿成見但卻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領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邏輯”，主要集中在布魯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邏輯》一書中（與阿拉斯泰爾·史密斯，倫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羅合著），這是本文的重點。

四是“集體信仰的邏輯”，不讀布賴恩·卡普蘭2007年的《理性選民的神話》，很多人會不敢說他知道什么叫“選舉民主”。

五是由圖洛克和布坎南發展起來的“尋租理論”，這個理論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敗問題的討論變得蒼白無力，有人喜歡羅列中國的腐敗現象，但羅列不是理解，不懂“尋租理論”不可能真正理解腐敗（最新的文獻見康格爾頓2008年的《尋租理論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帶大”的“立憲經濟學”，這個理論把西方政治哲學的“規范傳統”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憲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觀點比羅爾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計算》外，還有布倫南、布坎南1985年的《憲政經濟學》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憲經濟學》）。目前，“立憲經濟學”最尖端的問題是“平衡財政立憲”的可能性與“公共選擇邏輯”的矛盾問題，明眼人都知道這個矛盾是“選舉民主”最困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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