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國崛起病》的自序中有這么一段話：“（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為人，在一個什么樣的政體下才會面對權力而不顯渺小……這本書，就是我追夢過程中的一個思想小結，雖寫的都是他國故事，但我相信道不遠人。”

這段話是理解《帝國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礎。這本世界政治史學術隨筆，通過最近幾百年來世界上風起云涌、興亡勃忽的帝國命運，及其與英國、美利堅聯邦共和國的對比，廣泛涉及制度設計、民俗文化、歷史傳統等全方面的歷史過程，通過正反兩類歷史案例，闡述了一個似乎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道理：把每個人都當人并認真善待，而不是把人當做國家工具的地方，才會是水草肥美、安居樂業之所，也才會是讓人喜歡甚至熱愛的地方，雖然它未必強大，未必耀眼。

這其實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個技術活。人類的大量歷史證據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無論內政還是外交，至少在前現代是相當稀缺的。與此相應，帝國崛起的幻覺，反倒是人類歷史上是長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劇毒的性狀有過無量數的歷史佐證。它從人性的權欲中瘋狂繁衍，結出各種畸形的政治毒瘤。對本國的橫征暴斂和對人權的摧殘，對他國的掠奪與屠戮性戰爭，便是吸食這一政治海洛因的結果。

《帝國崛起病》分別從三個方面探討國家興衰，即公民美德與制度以及國家興衰的關系，政體與國家強弱是否相關，以及不同政體中人的生存狀況。

公民美德與政治制度

共和國是一種對公民美德有較高要求的國體，正如帝國往往是一種扼殺公民美德的國體，不過，是否存在國王并非檢驗是否共和國的標準——“英國是個裹著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國”，而克倫威爾、希特勒、東條英機也并不稱帝。

彰顯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們如何對待權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職責，至于他們被稱呼為國王還是被稱呼為總統，雖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沒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確定國體的地步——“（克倫威爾）盡管沒有國王的頭銜，然而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國王都望塵莫及。”《帝國崛起病》開篇“一個人和一個共和國”，耐人尋味地講了一個關于共和國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給全書核心思想定調。華盛頓領導給養匱乏的大陸軍經過八年鏖戰，取得了勝利，在此期間，他不但拒絕了薪水，還倒貼了自己的財產，勝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權——他甚至痛斥給他寫“勸進表”當國王的軍官。在回到弗農山莊享受了短暫的安寧之后，華盛頓二度臨危受命，組建一個更合理更健全的聯邦共和國。但在出任了兩界共和國聯邦總統之后，他堅決地終止了自己的權力生涯，從而給美國后續的掌權者立下了不貪戀權力的榜樣，成為功成身退的現代辛辛納圖斯。

這就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現代公民美德。黃鐘說：“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絕非無足輕重。共和國離不開美德。沒有對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踐行，就沒有共和國。一個心靈敗壞，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撐不起一個共和國。”從英國議會如何控制國王錢袋到北美人民抗稅獨立，美國如何控制軍權到美國如何幫助別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過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雖然制度穩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為強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奇點，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為制度的確立者，往往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書中作為反例多次出現的克倫威爾，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即使在英國這樣一個擁有長期法治與議會傳統的國家，克倫威爾這樣的獨裁者照樣能成就其暴政統治。“創造怎樣的世界”通過兩個戰敗國德日如何解決夙仇以及如何處理與戰勝國美國的關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題，即人對制度的形塑作用，當一個國家處于積重難返的劣質制度與劣質公民惡性循環之中時，外來的健康新鮮力量會給予巨大的協助力量。很難想象，沒有“不要賠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國幫助，日本和德國要花費多大的代價才能從廢墟中爬起來。

作為一種強烈對比，黃鐘用大量篇幅講述了與華盛頓、美國不同的另一面故事。舉凡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日本帝國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這本書都用詳實的史料，娓娓道盡其一步步既裹挾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獄的過程。這些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災難的政治罪犯們，因為獨裁的權癮與錯誤的帝國理想，在危機四伏的榮耀里用暴力和謊言推行自己的癔癥、制造他人的噩夢。

黃鐘在講述這些故事時，也詳細介紹了政治罪犯們所處的支持他們的環境。比如，“創造怎樣的世界”篇里就講到希特勒在兼并奧地利和蘇臺德地區時的舉國若狂；“希特勒的軍隊”篇里則說，“在希特勒摧毀共和政體，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國防軍袖手旁觀。同樣的帝國崛起病癥狀也出現在日本帝國：二戰初期，日本“舉國陷入一種有如將雞蛋當石頭的、無根據的狂妄、自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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