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法蘭克福報》駐巴黎記者高德滿（Paul Goldmann）受報社指派，6月抵華，從南到北游歷了中國許多地區，本文是其在最后一站北京采訪李鴻章的記錄，時間為10月26日。

德國公使館為我出面，請求李鴻章接受我的采訪，聽說他已經答應了。盡管如此，我還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會接待我。眼下中國的政要們對歐洲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況歐洲記者！要是知道有歐洲記者在他的房子附近轉悠，他肯定要給大門再加一道門杠。沒人知道將要發生什么，因為肩上扛的腦袋不安全，就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說漏嘴，不然真會發生掉腦袋的事情。

看起來李鴻章仍然一如既往地是唯一一個不知害怕的人。他答復公使館，次日即可接見。這一天，正是歐洲軍隊要進入北京的日子。正當我們準備按時赴約時，一封信送到了我們面前，這封信是李鴻章秘書起草的，說很抱歉，李鴻章發燒了，今天只好爽約了。一位中國政在歐洲軍隊進入北京這一天感覺發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一連串的事情，看來是典型中國式的。李鴻章先是答應接受拜訪，因為他不想顯得無禮；可是他本人的確想回避，因此就在那一時刻恰巧生病了。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讓我們認識到，李鴻章屬于中國人當中不多見的類型。幾天之后，他不再發燒，就重新約了見面時間。德國公使館的翻譯葛爾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葛爾士先生是帝國所派出的最重要的專家之一，他在任職期間學習了令所有歐洲腦袋頭疼的中國學問，成為一個清新而有魅力、同時還很高貴的人物。與李鴻章的談話有這樣一個翻譯在旁，真是少有的機會，他能夠把你說的話，絲絲入扣地用中文表述出來，而且還不厭其煩地把回答的話也準確地轉述過來。

我們每人上了一輛車——那種沒有彈簧的北京馬車，路上的無數坑洼和石子都反彈進肉體里，這真是人類發明的最可怕刑具。公使館的車夫跳上富麗堂皇的天藍色絲綢罩著的大車，一位騎著馬的中國仆人跟在后面。從公使館大街往右拐，走過一大段向皇城方向的寬闊馬路，然后再向右拐，通過一條很狹窄的胡同，半個小時之后，在一條不算很寬的馬路中間停了下來，這條路上人馬稀疏，非常安靜，李鴻章兒子的家在這條路上，他在里面等著我們。與北京通常的房子一樣，這座房子也是木制的平房，不過是新房，新刷上去的綠色在周邊臟兮兮的灰色中非常出挑。這所房子臨街一面所占的長度也可以看出房主是個有錢人。

車夫先遞進去我們的中文名帖，他帶回來的消息是，我們可以進去了。從馬車里爬下來，經過大門，走過鑲著大方磚的潔凈院落，拾階而上，李鴻章已經在客廳里等著我們了。他站在低矮的門里，差不多把門框都占滿了，原本就高挑的他看上去就更為高大了。那種年邁而高大的形象使人肅然起敬。

他穿著簡單的家居衣服，紅褐色織錦緞的長袍，藍色絲綢的上衣，小小的金紐扣沒有扣上，靠近脖子的那顆已被磨掉了顏色。棕色的臉一點都未變，還與在歐洲見到過的一樣。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不是那種古怪的中國文人眼鏡，而是歐式的、鑲著細細的金邊。鏡片后面是生動靈敏的小眼睛，有時候也會顯得陰險。他說話聲音很輕，聽上去并不讓人感覺不舒服，盡管由于年紀大的關系聲音有點含混。他盡量一字一字地說清楚，至少開始時是如此。后來他快速加快了，但牢牢地掌握著說話的分寸，機敏的眼睛一直窺視著對方的舉動。他有時說著說大笑起來，露出嘴里的黃牙，這是長而堅固的猛獸牙齒。笑的時候，他臉上會現出嘲弄的神色，但馬上就變得嚴肅而沒有表情。他的頭發幾乎已經掉光，頭骨頂起了頭皮。他手里拿著黑色的硬木拐杖，手柄是象牙的。因為他很愿意充當中國的俾斯麥（這是一些歐洲人奉承他的話，一直說到他信以為真），所以他很可能連同這位德國首相在最后幾年里用的拐杖也一起復制了。

我們一直呆在經過院子一進門的那間屋子里。這是一種客堂式的廳，地上鋪著磚石，幾乎沒有放置任何家具。只在一個角落擺著一張歐式皮沙發，前面還有幾張椅子，后頭一面涂著綠漆的木板墻將屋子的內部空間隔斷了，沒有來訪者的話，大概這面墻是可以移除的。李鴻章握了握我的手，還問了我的姓名，看了看我遞上去的紅顏色的中國名片，然后在皮沙發上坐下。他把腿伸直，把裹著白麻布、穿著中國軟鞋的腳伸得遠遠的。他把他的孫子介紹給我們，一個個子竄得很高的十三歲左右的男孩兒，他的高高隆起的鼻子，會讓我們的反猶主義者當作其中國血統不純的證據。這位年輕的先生穿著很漂亮的深紫色長袍，彬彬有禮，卻有點害羞地與我們握手，然后退后坐到較遠處的椅子上，凝神細聽著祖父說話。

沙發近旁站著一個仆人，時刻準備著聽從“來”的招呼。談話期間，李鴻章一會兒讓他拿這個，一會兒拿那個，開始是香煙，他裝上小小的鍍金煙嘴抽煙，然后是金屬的水煙，一聲“來”，煙管就放到了他的嘴里，一會兒又是一杯茶。當然每樣都也都拿給我們，除了水煙。沙發上還放著一個器皿，看起來像食品罐頭，李鴻章不時拿起，放到嘴前，向里吐痰，然后又小心地放回到沙發上，緊挨著自己的身邊。由于所有的門都開著，穿堂風大得嚇人，我們正好坐在風口上，所以外套也不敢脫。越來越冷，“來”沒等召喚就主動上來，給他主人的光頭上戴上了家里用的帽子。

李鴻章先問了些我個人的情況，他用拐杖指著我，問道：德國哪里的人啊？來中國多久了？都去過什么地方？在膠州呆了多久？什么時候回歐洲啊？

然后他停了下來，我利用這個機會，把話題轉過來，我說：“《法蘭克福報》派我來北京，因為報社預感到會出現嚴重的態勢，而眼下確實出現了這種情況。但是我對中國完全不了解，無法解釋整個危機的來龍去脈。您若能夠給出一個答案，我將非常高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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