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為撒切爾夫人1992年在荷蘭海牙的政治演說（Speech in the Hague），又稱為“歐洲的政治架構”（Europe’s Political Architecture）。在演講中，撒切爾夫人回顧了歐共體（歐盟前身）的起源，德國問題在歐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國的軍事存在對歐洲均勢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早在1992年，她就洞察到歐共體內部的兩條路線之爭（簡單說即超民族的中央集權的聯盟vs.主權國家的、去中心化的松散聯合），并明確指出歐洲一體化的問題所在。作為英國保守黨“疑歐派”（Eurosceptics）的代表，撒切爾夫人的這篇演講對我們理解英國的脫歐大有裨益。本文由 馬紅邑 譯，萬吉慶 校，譯文全文約11400字。本文為摘錄版，約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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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我們現在的歐共體是在形勢迥異、應付迥然不同的問題時創立的。
鑒于近來的形勢，我們不得不質疑它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經濟理論。
今天我就要做這件事。我打算回答三個問題。
首先，我們如何妥善應對德國的重新統一和復興所造成的歐洲失衡？
第二，我們如何改革歐洲體制，使其適應后共產主義時代歐洲的多樣性，并實現真正的民主？
第三，我們如何確保新歐洲有助于（而非破壞）世界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
問題的答案不應倚賴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傳統的集體主義智慧。
那是昨日的未來。
我們必須借鑒過去十年間席卷世界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場和民族國家的理念。
歐共體的起源
我們現在接手的歐共體，是在與今天的形勢大不相同的情況下建立的。
丘吉爾在1946年以其特有的寬宏大量，在蘇黎世演講中主張，德國應通過他所謂的“歐盟”，即“法、德之間的聯合”走上正軌。
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美國的領導。
在1947年的寒冬，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遍訪歐洲之后，提出了援助的想法。
（援助的）原動力是為了歐洲的復蘇。
它在很大程度上要歸于美國人單純的善意。
某種程度上，也基于商業算計——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歐洲的繁榮也是美國的繁榮。
但最主要的，是為了應對斯大林的威脅。
東歐的情況表明，意志消沉的民族無法抗拒共產黨人的接管，馬歇爾計劃則旨在幫助西歐重新站穩腳跟。
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1945年時，誰能料想到1951年，從戰敗和毀滅中走出來的德國居然比英國的出口額還多？
但我們一再發現，為特定問題設置的機構，反而成為解決新問題的障礙——甚至它們本身就成了問題所在。
德國問題
主席先生，首先讓我談談德國統一帶來的新形勢。
請允許我說，如果今天我是一位德國人，我會感到驕傲——驕傲但憂慮。
我會為德國的輝煌成就——如國家的重建、民主的鞏固以及在歐洲取得的不容置疑的領先地位——而驕傲。但我也會擔心歐洲共同體及其發展方向。
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不能、也不會無限期將自己的經濟利益或外交政策服從于歐共體的利益。
然而，無論做得好與壞，德國新的卓越地位都是一個既定事實。
不過，德國的實力確實是個問題——對德國人和歐洲其余國家都是如此。
德國太大了，以至于無法成為歐洲（權力）游戲中的一個普通玩家，但是，它又沒有強大到對鄰國建立起不容置疑的霸權。
1870年以來的歐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找到遏制德國的適當架構。
作為德國的鄰國，法國對這一點看得最清。
1929年的白里安，以及“二戰”后的舒曼都提議建立經濟聯盟來實現這一目標。
白里安提議時正值納粹崛起，后者使這一高瞻遠矚的計劃流產，最后宣告失敗。但舒曼關于歐共體的愿景之所以實現，得益于一系列非常獨特的有利環境。
蘇聯的威脅使歐洲的合作勢在必行。
德國本身是分裂的。
西方其他國家尋求德國參與西歐的防衛。
西德需要北約和歐洲共同體能給予的聲望。
而且，美國在歐洲的存在和領導也減少了德國鄰國的擔憂。
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德國的統一，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
一個大約由30個國家組成的新歐洲正在形成，德國的權力問題再次浮出水面，政治家們爭先恐后地提出解決辦法。
起初，法國希望戰后法國主導的法德伙伴關系能夠延續下去。（德國的）科爾總理與戈爾巴喬夫單獨而成功的談判，很快就證明這是一種幻想。
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接下來的反應是，尋求將這個德國巨人限制在歐共體的聯合決策范圍內。然而，事實將很快證明，這也是幻想。
德國在歐共體的優勢是如此明顯，以至于任何重大決定都不能真正地違背德國的意愿。
在這種情況下，歐共體增強而非遏制了德國的力量。
請允許我用兩個例子——其中本人支持德國的立場——來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德國承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決定，這迫使歐洲其他國家跟進。
第二，盡管受到七國集團一些國家的敦促，德國央行仍然拒絕執行輕率的財政政策。
無論我多么贊同這些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德國遵循了自己的利益，而非聽從鄰國的建議，這些鄰國隨后被迫調整自己的立場。
均勢
由此而言，可以最好地容納德國權力的歐洲是一個更為松散的歐洲，其中，各民族國家保留行動的自由。
如果德國或任何其他強國執行一種為其他國所反對的政策，它就會自動觸發一個反對它的聯盟。
最終的解決方案將反映出對手的相對實力。
然而，（歐共體）共同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反映最有實力的玩家的利益。
受困于共同外交政策的歐共體成員國的嚴重爭端將引發危機，牽連共同體涵蓋的一切事宜。
這里的普遍悖論是，過于雄心勃勃的合作嘗試，很可能會制造沖突。
如果歐洲各國仍然有空間作出自己的決定并遵循自身利益行事——就像在海灣戰爭中那樣——那么我們將會建立起更加和諧的關系。
但是，否認這種均勢是毫無意義的。平衡有時會被打破并導致戰爭。歐洲自身無論多么有組織，仍然發現德國的權力問題是無解的。
歐洲真正享有穩定，始于美國成為歐洲的一支勢力。
因此，第三種回應是保持美國在歐洲的存在。
美國的實力如此強大，足以使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相形見絀。
過去，面對蘇聯強權，美國向歐洲國家提供了安全保證；如今，對于德國的崛起，它又發揮了類似的作用——德國人對此也心領神會。
為什么我們不擔心美國會濫用權力呢？我們很難為一個不愿意濫用權勢的大國而焦慮，相反，我們最擔心的是美軍撤離歐洲。
這就是問題所在。
美國國內有一種要求撤出歐洲的孤立主義觀點。
它同樣也被歐共體內部的類似想法激發和鼓勵：即經濟保護主義和“小歐洲”的政策。
在貿易方面，在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上，在北約的結構調整上，我們需要奉行這樣的政策，說服美國繼續作為一支歐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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