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青年時代的觀察不僅一直影響著他的后續寫作，而且最終導向了他對城市空間的烏托邦構想。在發表于1872年的《論住宅問題》中，他將反思和批判的對象轉向當時德國國內熱議的“住宅短缺”現象 。針對普魯東主義者們廢除住宅租賃制度、把承租人變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論調，恩格斯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在他看來，所謂住宅短缺，和曼徹斯特的貧民窟一樣，都是資本主義造就的社會問題：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工人才被引誘到城市里，城市空間才會過度膨脹，住房才會短缺，城鄉矛盾才會被推向極致。因此，住宅短缺問題應該被視作城鄉關系這一中心問題的次生結果，或者說，這一短缺只是內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必要制度（necessary institution）。為了克服諸如貧民窟和住宅短缺這一類現象，必須首先找到辦法消解城鄉對立。
這個問題隨后在《反杜林論》中得到了更為深入的分析。面對杜林所謂“城鄉分割是社會之固有結構”的觀點，恩格斯大加撻伐道：這兩者之間的對抗性絕非內在于事物的性質之中，而只不過是勞動分工的一個外在表現 。也正因為此，杜林對城市空間的改良主義設想（根據技術和社會需求重新分布城市人口）并不能解決內嵌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的問題。與之相對，恩格斯從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那里獲得了別樣的思想資源。兩位烏托邦思想家都堅信，克服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建立在取消勞動分工的基礎上，而取消舊有勞動分工的首要前提就是取消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antithesis），代之以將人群以一千六百到三千不等分組，然后點狀分配在大地上。這一系列烏托邦思想資源幫助恩格斯鞏固了自年輕時便樹立起的信念：城市終將消失，城市必須消失，繼之以人口在全國范圍內的平均分布。
通過借助這一革命的“反城市”脈絡，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馬潤潮在1976年總結的“反城市主義”政策。那時的社會主義空間策略本質上是上述烏托邦構想在中國大地上的一次實踐，而其中介則是斯大林 對城鄉、工農和腦體三大差別的論述。盡管目前的政治議程已經與當時大相徑庭，但是這種“反城市主義”理念似乎仍然影響著我們的城市觀念和政策。為什么會如此？這個問題也構成了本文的核心關切。為了更好地解答這個困惑，我想從兩個角度入手：第一，“反城市主義”在中國扎根的歷史和地理機制；第二，這一觀念為當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機和邏輯。以北京為例，我將在第三節中對第一個角度做詳細探討，而第二個角度則構成了第四節的主要內容。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反城市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和態度，可以與迥異的城市政策掛鉤，我所關心的并非某項具體的城市政策如何延續至今，而是在不同的政策背后為何會聳立著相似甚至相同的觀念。這一延續和斷裂的辯證需要我們對歷史地理過程作更為詳細地討論，而這也是我采納譜系學的原因——“ 必須對事件的重現保持敏感，但不是為了追蹤事件演進的漸進曲線，而是為了離析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那些場景” 。
“反城市主義”的中國實踐
“反城市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有民族歷史（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需求兩個維度的基礎。在一方面，中國近代的半殖民地特征不僅為民族精神添上了救亡圖存的底色，而且也成為官方歷史和意識形態的書寫基礎。在這些救亡圖存的話語里，大城市（及其囊括的諸多租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提倡的重工業優先政策根本性地決定了那時的經濟發展模式，因而也成為制定城市和人口政策的出發點與歸宿。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需求這兩方面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為“反城市主義”態度和政策提供了根基。本節討論將從一個簡短的救亡圖存史開始，力求將建國后的經濟和城市（人口）政策放置在中國城市與現代性的歷史脈絡里。然后我將稍加論述斯大林模式對社會主義中國工業和城市政策的主導性影響，并將這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要素放入到北京城市規劃的案例中去，通過經驗性材料說明“反城市主義”態度在1950至1960年代的空間機制與社會效果，從而為接下來在第四節剖析城市人口調控的內在邏輯奠定基礎。
通行的中國近代史論說均把鴉片戰爭視作“近代”的開端。這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將中國裹挾其中的時刻 ，也是“理性化進程從外部將中國人的生活帶入普遍歷史之中”的時刻。從那時起，如何救亡圖存便成為整個民族的中心議題，并鮮明體現在種種對“現代”的追尋之中 。在陳映芳 看來，多重且動態的“現代化”目標自鴉片戰爭之后便成為驅動中國社會持續變動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包括但不限于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科學、自由、民主等理想。在這一根本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之中，相對于傳統鄉村生活的城市和工業文明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后者因為其自身與現代性的內在勾連而成為承載著“現代”觀念的核心地帶；另一方面，城市空間也是民族屈辱最為直接的表征——畢竟，帝國主義擴張在中國最鮮明的空間表達就是設立于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區 。
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城市化的錯綜關聯很快便激發出大相徑庭的文化解讀和城市觀念。根據蘇珊·曼 的綜述，有三種對待城鄉關系的態度盛行于20世紀早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第一種是鄉土主義（nativism），以《中國家庭問題》的合著者易家鉞為代表；借助顧炎武著作和當時大眾文化中的反城市思想資源，他聲稱中國人的“民性”忌諱城市——作為農業人口，我們的歷史和情感全部都寄托在鄉土之上。第二種是重建主義（reconstructionism），以董汝舟及陳子誠為代表；面對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業勞動力和農村資源，他們將討論的重心放在了快速城市化的物質條件（比如交通基礎設施的長足進展）以及城市中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制度結構等議題上，并借用梁漱溟在鄉村建設中對“真民治”的呼吁，強調城市的順利轉型將足以造就新的文化淵藪和鄉村樞紐。第三種則是樂觀主義（positivism），這一派觀點集中反映在吳景超193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之中。在他看來，中國的城市化是超越傳統社會結構的關鍵一步，并將有望由此加入英國引領的社會進化歷程之中；發達的城市和交通通訊設施不僅能夠提高生活水平，而且最終能夠幫助國民擺脫對饑餓的恐懼和對小農經濟的物質與精神依賴 。
對待城市的迥異且彷徨的態度事實上反映了追尋“現代”的中國人的一種懷疑精神（ethos）。在這里，對“現代”的追尋本身內蘊著對“現代”的質疑。借用汪暉 的術語，這體現的是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也就是說，“帝國主義擴張和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危機的歷史展現，構成了中國尋求現代性的歷史語境”——這一語境與追尋“現代”的終極目標一道，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引入馬克思主義這一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的歷史條件，并最終造就了種種烏托邦式的社會實踐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受半殖民地經歷影響的民族精神及其城市觀念與馬克思主義包含的反城市態度交匯并合流，然后隨著特定的政治經濟過程（尤其是其中的烏托邦實踐）而深刻塑造了我們的城市體驗。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中國的城鄉關系和城市觀念首先是歷史性地生成的空間再現，其次才是受政策指令影響并服務于這些政策的空間機制。
具體來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長期革命斗爭中，農村逐漸被開拓為革命實踐的前沿地帶，“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也在大革命失敗之后取得主導地位 ，并成為建立新政權的一個重要條件。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和共產黨的革命歷程一起，助長了一種將革命的鄉村與保守反動的城市相對立的觀點，這為新政權（及其領導層）的“反城市”觀念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時也構成了接下來“上山下鄉”等“反城市”政治運動的一個鄉愁性起點。在這一歷史進程的基礎上，真正讓“反城市主義”深入政治經濟實踐的是從蘇聯舶來的以重工業為核心目標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以“一五”計劃及其中作為核心的蘇聯援建項目為標志，中國人迅速接受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樣一種時空間觀念，并且模仿蘇聯，將重工業迅速發展視作走向“現代”的根本途徑 。置身于這樣的政治經濟格局里，城市的屬性和地位悄然發生了變化。
城市與革命如何聯結是蘇維埃政權建立早期一個被熱烈爭論的話題。蘇聯的革命者們深受前述恩格斯之烏托邦觀念的影響，堅信社會主義城市在物質形態和社會秩序上一定會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而且城鄉之間的差別一定會被消滅，但是他們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問題上陷入了分歧。根據阿納托利·柯普 的記述，蘇聯當時的建筑師和城市規劃者分裂成“城市主義”（urbanists）和“去城市主義”（de-urbanists）兩個派別?！俺鞘兄髁x”者建議在城市中大規模興建有充足交流和休憩空間的高層公社大樓（communal houses），這些每幢能夠容納五千居民的建筑本身可以構成城市空間的中心節點，核心和邊緣的區分在這里也便無效了?！叭コ鞘兄髁x”者們則走得更遠，他們遵循著恩格斯的教誨，計劃根據資源布局、工業基地建設和交通設施的發展將住宅平均地點綴在整個國土上，從而使人口回歸自然，并且一勞永逸地解決城市化與去城市化、中心與去中心、固定與移動之間的對立。當然，這兩種烏托邦都沒能變成現實。1930年5月，蘇共中央做出最終裁決：“在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只有把資源最大限度地應用在迅速工業化上才能夠為生活方式的徹底轉變創造物質基礎。這些有害的烏托邦方案一旦實施，必將導致資金的浪費并打亂我們對生活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戰略部署”。
蘇共中央的這一指令不僅表明了重工業優先方針的確立，而且也標志著城市空間在政治綱領中的地位被徹底降格。在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眼里，城市不再如恩格斯所述是取消勞動分工、克服資本主義的首要前提，而是沿著一個新的脈絡展開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物質容器——如此才足以構成最終解決城鄉對立和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基礎。這一近期任務和遠期目標的區分具體地表達在了城市規劃的官方定位上：作為綜合性的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城市規劃的主要任務只不過是將經濟計劃部門的決策給落實在圖紙和大地上 。就這樣，城市規劃自身所具有的能動性被取消，成為服務于經濟尤其是工業發展的類“后勤”部門。這樣的政治經濟安排變換了觀察和使用城市的視角，但是不變的是對城市本身的漫不經心與排斥態度。畢竟，工業發展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消滅城鄉差別、樹立起完全嶄新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
與引進重工業優先方針同步，新中國也很快將蘇聯的這種城市觀念和實踐融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之中。1954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貫徹重點建設城市的方針》的社論，其中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城市所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最重要最基本的乃是工業……因此，社會主義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必然要從屬于社會主義工業的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城市的發展速度必然要由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來決定，這個客觀規律是決定我國城市建設方針必須是重點建設、穩步前進的根本原因” 。這一體現了蘇聯影響的城建方針隨后迅速與“一五”計劃同時應用到實踐之中，指導了重點工業城市的新建和擴建以及一般城市的“維護”工作 。為了使資源和資本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在生產過程之中，城市只被視作承載資本積累和循環以實現工業化目標的物質載體。因此，城市建成環境（包括住房和市政基礎設施等）被歸入為非生產性領域，并陷入長期投資不足的窘境 。這一系列措施相疊加，最終形成了高工業化速度和低城市化水平并存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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