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在袁世凱支持下，姚錫光等發起“五族國民合進會”，其《會啟》稱，“夫我國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統，所謂父子兄弟之稱也”。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隨即以官方名義編撰《綏蒙輯要》，在題為“中華民族”的開篇說明中，明確表達出國民政府對于“中華民族”源頭問題的新版主張：

中華民族，都是黃帝子孫。因為受封的地點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為氣候懸殊，交通阻隔，而有風俗習慣之不同，語言口音之歧異，雖有漢、滿、蒙、回、藏等之名稱，如同張、王、李、趙之區別，其實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樣。因為我們中華，原來是一個民族造成的國家。

抗戰前后，面對國族危機，政界、學界和一部分非漢人士將加強國族凝聚力視為最優先要務。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更基于政治的需要，以國家名義公開否認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族群自身的“民族”身份，致力倡導“中華民族”是單一民族的主張。

1937年1月，顧頡剛在《申報》“星期論壇”上發表《中華民族的團結》一文，公開宣稱，“雖然中國境內存在許多種族，但我們確實認定，在中國的版圖里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此后，顧氏又多次闡述這一觀點。1939年2月，顧頡剛又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進一步闡發他的主張。顧認定，所謂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說，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徒然給敵對勢力造成可乘之機。

《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影響甚巨，但也引發爭論。社會學家費孝通質疑，中華民族固然應團結一體進行抗戰，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從民族研究學理的角度來看，多民族、少數民族客觀存在的事實應該得到尊重。苗人魯格夫爾則擔憂此論隱藏“變相的大漢族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漢語穆斯林史學家白壽彝公開支持顧頡剛的主張，他稱贊顧頡剛此文是以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開篇之作，并表示，中國史學家應該用真實的材料去寫就一部新的本國史，以進一步“來證實這個觀念”。另一位漢語穆斯林文化界名人孫繩武也于1939年4月至6月間陸續發表《中華民族與回教》和《再論中華民族與回教》等文，認為在中華民族之下，只有信仰習俗的差異，沒有民族之分，“回族”已成為“歷史名詞”，應被“回教”一詞所取代。

顧頡剛、白壽彝、孫繩武等人的觀點大致接近國民政府時下的政治目標，但蔣介石似乎并不滿意顧頡剛區分“種族”與“民族”的方法，因為顧所謂的“民族”和“種族”雖有差別，但概念上仍有所重合。《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與回教》等文發表后的同年7月，蔣介石即在演講中否認漢語穆斯林為“回族”、“回回民族”或“回教民族”，而從1940年代初開始，蔣介石不再稱漢、滿、蒙、回、藏各族為“民族”，也不稱之為“種族”，而是啟用了“宗族”的概念。

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

1923年秋季，蔣介石在其訪蘇之旅中強烈感受到蘇聯對中國邊疆地區的野心。對蘇聯的戒心，使蔣對蘇聯式的民族分類化政策產生本能的排拒。

抗戰最艱困時段，1942年8月中旬到9月初，蔣先后視察甘、青、寧、陜四省，并由宋美齡代表他前往新疆，處理盛世才透露歸順意向后，涉及抗戰戰略大局的西北政治問題以及與這一議題密切相關的民族事務。8月27日，蔣在西寧接見漢、滿、蒙、回（漢語穆斯林）、藏等五個群體的士紳、活佛、阿訇、王公、千戶、百戶等千余人，以《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為題致詞，開宗明義，宣示：

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的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族一樣。《詩經》上說，“本支百世”，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說明我們中華民族各單位融合一體的性質和關系。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國父孫先生說：“結合四萬萬人為一個堅固的民族”。所以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其中單位最切當的名稱，實在應稱為宗族。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舊邦新命：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