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華民國實質上被設計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近代民族國家，它的成立，使得原本抱持狹隘大漢民族主義意識的革命黨人心態趨于平衡，有助于他們接受較具包容色彩，而其含意又已被定為“中國國族”的“中華民族”概念。對于取代南京臨時政府的北京政府統治當局而言，政治論述的包容程度更可能決定政權的存續。

面對外蒙古獨立事件，袁世凱于1912年初致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稱“外蒙同屬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在一身則如手足，在一室則為弟昆，利害休戚，皆所與共”。這是近代中國政府首次在官方文書中使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等于明確宣示“中華民族”的定義不同于“漢民族”。

1913年初，內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反對庫倫獨立行動的通電中聲明，“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則是近代非漢族群政治人士在政治文件中宣示中國境內非漢族群同屬“中華民族”的第一例。

盡管如蒙古人這樣曾經擁有輝煌歷史與自治傳統的族群，都有人欣然接受“中華民族”一體的概念，但“中華民族”究竟誕生于何時，卻是另一個尚待解答的問題。

梁啟超于1897年在為滿人壽富創辦的一個救國團體所撰寫的敘論中表示，包括滿人在內的中國四萬萬“軒轅之胤”應恥于“為奴為隸為牛為馬于他族”，同時告誡“海內外同胞”要合群自強，以“振興中國，保全種族”。在此，梁不分族群，將清朝子民一律視為黃帝的后裔，是擁有同一祖先的“種族”。這是最早為“中華民族”源頭問題提供的一種答案。

1912年5月，在袁世凱支持下，姚錫光等發起“五族國民合進會”，其《會啟》稱，“夫我國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統，所謂父子兄弟之稱也”。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隨即以官方名義編撰《綏蒙輯要》，在題為“中華民族”的開篇說明中，明確表達出國民政府對于“中華民族”源頭問題的新版主張：

中華民族，都是黃帝子孫。因為受封的地點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為氣候懸殊，交通阻隔，而有風俗習慣之不同，語言口音之歧異，雖有漢、滿、蒙、回、藏等之名稱，如同張、王、李、趙之區別，其實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樣。因為我們中華，原來是一個民族造成的國家。

抗戰前后，面對國族危機，政界、學界和一部分非漢人士將加強國族凝聚力視為最優先要務。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更基于政治的需要，以國家名義公開否認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族群自身的“民族”身份，致力倡導“中華民族”是單一民族的主張。

1937年1月，顧頡剛在《申報》“星期論壇”上發表《中華民族的團結》一文，公開宣稱，“雖然中國境內存在許多種族，但我們確實認定，在中國的版圖里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此后，顧氏又多次闡述這一觀點。1939年2月，顧頡剛又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進一步闡發他的主張。顧認定，所謂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說，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徒然給敵對勢力造成可乘之機。

《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影響甚巨，但也引發爭論。社會學家費孝通質疑，中華民族固然應團結一體進行抗戰，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從民族研究學理的角度來看，多民族、少數民族客觀存在的事實應該得到尊重。苗人魯格夫爾則擔憂此論隱藏“變相的大漢族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漢語穆斯林史學家白壽彝公開支持顧頡剛的主張，他稱贊顧頡剛此文是以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開篇之作，并表示，中國史學家應該用真實的材料去寫就一部新的本國史，以進一步“來證實這個觀念”。另一位漢語穆斯林文化界名人孫繩武也于1939年4月至6月間陸續發表《中華民族與回教》和《再論中華民族與回教》等文，認為在中華民族之下，只有信仰習俗的差異，沒有民族之分，“回族”已成為“歷史名詞”，應被“回教”一詞所取代。

顧頡剛、白壽彝、孫繩武等人的觀點大致接近國民政府時下的政治目標，但蔣介石似乎并不滿意顧頡剛區分“種族”與“民族”的方法，因為顧所謂的“民族”和“種族”雖有差別，但概念上仍有所重合。《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與回教》等文發表后的同年7月，蔣介石即在演講中否認漢語穆斯林為“回族”、“回回民族”或“回教民族”，而從1940年代初開始，蔣介石不再稱漢、滿、蒙、回、藏各族為“民族”，也不稱之為“種族”，而是啟用了“宗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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