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經濟學派大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959年在阿根廷做了六次演講，以下為演講實錄。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 彭定鼎/譯

政治和觀念

在啟蒙運動時代，在北美人民獲得了獨立年代里，以及幾年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的時候，西方文明的主流情緒是樂觀的。那時候，所有的哲學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確信他們生活在新的繁榮、進步和自由的世紀的開端。在那些日子里，人們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在歐洲和美洲的自由國家建立的憲政代議制政府——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而且經濟自由持續地改進人類的物質狀況。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些期望中的一些是過于樂觀了。無疑我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見證了經濟狀況的前所未有的改善，這使得多得多的人口能夠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存。但是我們也知道18世紀哲學家的許多希望——不再有戰爭、不再有革命的希望——被徹底粉碎了。這些期望沒有實現。

19世紀，曾有一度，戰爭在數量和嚴酷性方面都下降。但是20世紀帶來了尚武精神的復蘇，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還沒有走完人類必將經歷的苦難歷程。

18世紀末19世紀初出現的憲政制度使人們感到失望。思考過這個問題的大多數人——以及大多數論者——似乎認為這個問題的經濟和政治方面沒有聯系。于是，他們在長篇大論議會制——人民代表的統治——瓦解的時候，就好像這個現象與經濟狀況和決定人們的活動的經濟學觀念完全無關似的。

但是它們并非無關。人并非有政治一面和經濟一面而且兩者不相干的存在。事實上，所謂的自由、代議制政府和代表制度的瓦解是經濟和政治觀念劇烈變化的后果。政治事件是經濟政策的變化的必然后果。

指導著那些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發展出新政治體系基礎的政治家、哲學家和律師的觀念始于這樣的前提：一國之內，所有誠實的公民都有同樣的終極目標。這個一切正直的人們都應致力的終極目標是整個國家的福祉，以及其他國家的福祉——這些道德和政治領袖們完全相信一個自由國家無意于征服。他們認為黨爭是自然的，關于處理事務的最佳方式存在不同意見是完全正常的。

那些對于問題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合作，這種合作被稱為組黨。但是政黨的結構不是永恒的。它并不取決于這些個體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如果人們知道政黨原先的地位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或者錯誤的觀念上，政黨結構就會改變。從這個觀點看，許多人認為競選中和以后立法會議上的討論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機構成員的講話被人們認為不僅是告訴世人一個政黨要求什么的宣言。它們還被認為是使對立黨派信服演講者的觀念比他們從前聽到的觀念更加正確、更加有利于公共福祉的努力。

政治演說、報紙上的社論、小冊子和書籍都是為了說服而寫作的。沒有理由相信，如果一個人的觀念有充足的理由，他卻不能使多數人信服他的觀點是絕對正確的。正是出于這個觀點，19世紀早期的立法機關才寫入憲法條文。

但這意味著政府不能干預市場。它意味著所有公民都只有一個政治目標：整個國家全體人民的福祉。干預主義取代的正是這個社會和經濟哲學。干預主義培育了一種十分不同的哲學。

按照干預主義的觀點，給予特殊群體支持、補貼和特權是政府的職責。18世紀政治家們的觀念是立法者具有關于公共利益的特殊觀念。但是我們今天的現實、我們今天在世界上一切非共產主義獨裁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現實中毫無例外地看到的卻是這樣的境況：不再有過去的古典意義上的真正政黨了，有的只是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s）。

壓力集團是一群企圖以其他國民承擔代價為自己謀取特權的人。這個特權可能是對競爭性進口產品的關稅，可能是補貼，可能是禁止其他人與壓力集團成員競爭的法律。不管怎么說，它給予壓力集團成員們特殊地位。它給予他們一些——根據這個壓力集團的觀念——其他集團得不到或者不應得到的東西。

在美國，過去的兩黨制似乎依然保留著。但這只是真實境況的偽裝。事實上，美國的政治生活——以及所有其他國家的政治生活——都是由壓力集團的斗爭和愿望決定的。在美國仍然有共和黨和民主黨，但是兩黨中都有壓力集團的代表。這些壓力集團的代表更愿意與對立黨派中的同一個壓力集團的代表——而不是與本黨成員——合作。

舉個例子。如果你和美國真正明白國會事務的人談話，他們會告訴你：“這個人，這個國會議員，代表白銀業集團的利益”。他們也會告訴你另外某位議員代表小麥種植者。

這些壓力集團中的每一個都必然是少數。在一個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上的體系中，每個要求特權的團體都必然是少數。如果不與其他類似的少數、類似的壓力集團合作，少數永遠無法取得成功。在立法機構中，他們試圖建立各個壓力集團的聯盟以成為多數。但是，一段時間之后，這個聯盟會破裂，因為在一些問題上各個壓力集團不可能達成一致，新的壓力集團聯盟會形成。

這就是1871年在法國發生的事情，歷史學家們稱之為“第三共和國的衰亡”。它不是第三共和國的衰亡；它只不過是壓力集團制度不可能成功治理大國這個事實的例證。

在立法機構中有小麥業、肉業、白銀業、石油業的代表，但首先是有各個工會的代表。在立法機構中只有一個群體沒有代表，那就是全體人民。只有很少人站在全體人民一邊。而所有問題，甚至對外政策的問題，都從特殊壓力集團利益的角度被看待。

在美國，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對白銀價格感興趣。但是并非這些州的每個人都感興趣。然而，美國數十年來花了大量納稅人的錢在市場價格之上購買白銀。再舉一個例子，在美國，只有少量人口從事農業；其他人口是農產品的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然而，美國的政策是花費成百上千億維持農產品價格高于潛在市場價格。

人們不能說這個政策有利于少數人群，因為農業利益不是均勻一致的。奶農對于谷物的高價格并無興趣；相反，他更希望谷物價格低。雞農希望雞飼料價格低。農民有許多對立的特殊利益。然而，國會政治中的巧妙策略是少數群體有可能以多數的利益為代價獲得特權。

一個在美國尤其有意思的例子是關于糖。或許每500個美國人中只有一個對糖的更高價格感興趣。或許500人中的499人希望糖價更低。然而，美國的政策卻是通過關稅和其他特殊手段提高糖價。這個政策不僅損害那499位糖的消費者的利益，還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制造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對外政策的目標是與所有其他美洲共和國合作，其中一些國家有意向美國出售糖。它們本來可以出售更多。這表明了壓力集團利益甚至可能決定國家的對外政策。

年復一年，全世界的人們論述著民主——人民的代議制政府。他們指責其缺陷，但是他們抨擊的民主不過是干預主義，是國家的主導政策的那種民主。

今天人們可能聽到這樣的說法：“在19世紀初，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立法機構，人們發表關于人類重大問題的演說。他們為反抗暴政、為自由、為所有國家的合作而戰。但是現在我們在立法機構中更加現實了！”

當然我們更加現實了；人們不再談論自由：他們談論花生的更高價格。如果這是現實的，那么立法機構當然改變很多，但這不是進步。

干預主義帶來的這些政治變化大大削弱了人民和代表抵御獨裁者妄念和暴君行徑的力量。只關心滿足投票者愿望——例如，要求糖、奶和黃油的更高價格以及（受到政府補貼的）小麥的更低價格——的立法代表只能非常虛弱地代表人民；他們永遠無法代表全體人民。

喜歡這些特權的投票者沒有認識到，還有希望相反事情的反對者會阻止他們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這個制度導致公共開支持續增加，同時征稅更加困難。這些壓力集團代表希望給自己的壓力集團爭取許多特權，但是他們不想給自己的支持者加上過重的稅收負擔。

立法者應當代表的不是全體人民，而只是他的選區的特殊利益，這種觀念不是18世紀那些現代憲政政府奠基者的觀念，它是干預主義的產物。最早的觀念是，立法機構的每個成員都應當代表全體人民。他在特區當選僅僅因為他為當地人所知，當地人們對他有信心。

人們并不應期望他去政府為他所屬的群體要求特殊利益，比方說新學校或新醫院或者新精神病療養院——由此導致政府在他的社區的開支大幅上漲。壓力集團政治學說明了為什么所有政府都幾乎不可能停止通貨膨脹。一旦當選官員試圖縮減開支，限制花費，那些主張特殊利益的、從預算項目中受益的人們就會出來聲稱，這個項目不能實行或者那個項目必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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