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
人們運用的描述詞常常是頗為誤導的。在談論現代的行業巨頭和大企業領導者的時候，人們稱他們為——比方說——“巧克力大王”或者“棉花大王”或者“汽車大王”。使用這樣的稱謂表明，人們認為現代的行業巨頭與早期的封建郡主、地主或王公沒有什么差別。但事實上差別十分巨大，因為巧克力大王并不統治，他服務。他并沒有統治一個獨立于市場獨立于消費者的被征服的領地。巧克力大王——或者鋼鐵大王或者汽車大王或者任何其它現代行業大王——依賴于他經營的行業和他所服務的消費者。“大王”可能深受他的臣民——消費者——的垂青；但是一旦他不再能夠比他的競爭者以更低的成本向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他就失去了他的“王國”。
二百年前，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自始至終是固定的；他從祖先繼承，永不改變。如果他生而貧窮，他就永遠貧窮。如果他生而富裕——地主或者領主——他就將終生保有領地和其上的財產。
至于制造，那些日子里的原始手工業幾乎只是為了富人服務的。大多數人（歐洲人口的90%或者更多）在土地上勞作，沒有接觸面向城市的手工業。這個僵死的封建社會制度幾百年來統治了歐洲大部分發達地區。
然而，隨著農村人口增長，土地上出現了富余人口。對于這些沒有繼承土地和房產的富余人口來說，沒有足夠的活干，他們也不可能在手工業行業工作；城市的王公們禁止他們進城。這些“底層人口”數量持續增長，沒有人知道該怎么辦。他們是完全意義上的“無產者”，政府只能將其納入勞動營（workhouse）或者貧民營（poorhouse）。在歐洲某些地區，特別是荷蘭和英國，他們數量太大，到了十八世紀，他們成了對現行制度的真正威脅。
今天，在討論印度或者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類似狀況時，我們一定不能忘記在18世紀的英國狀況更糟糕。那個時候，英國有大約六七百萬人口，但其中一百多萬或許兩百萬是貧窮的流民，當時的社會體制沒有對其沒有任何保障。對這些流民怎么辦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嚴重問題之一。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原材料的匱乏。英國人被迫十分認真地提出這個問題：今后，當我們的森林不再能夠給我們工業和供暖所需的木材的時候怎么辦？對于統治階層來說這是一個絕望的境況。政治家們不知道怎么辦，統治者對于如何改善處境一籌莫展。
從這個嚴重的社會境況中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端倪。這些流民、窮人中的一些人組織其它人建立小作坊生產點什么。這是一個創新。這些創新者不生產只適合高等階層的昂貴物品；他們生產滿足大眾需求的廉價產品。這就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它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基本原理的大規模生產的起源。過去只有服務于城市的富人的手工業為滿足上層社會的需求而存在，而新的資本主義工業則開始生產普通人能夠買得起的東西。這就是滿足大眾需求的大規模生產。
這就是今天存在于所有那些有著高度發達的大規模生產體系的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基本原理：受到大多數所謂的左派的瘋狂攻擊的大企業幾乎完全是為了大眾的需求而生產的。只為上層人士生產奢侈品的企業永遠不會達到大企業的規模。今天，正是那些在大工廠工作的人們是這些工廠生產的產品的主要消費者。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之前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間的根本區別。
人們有時候認為或者宣稱大企業的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是不同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在美國的百貨商店里人們聽到這樣的口號：“消費者永遠是對的”。這消費者正是那些在工廠里生產那些擺在百貨商店里出售的那些商品的人。認為大企業擁有巨大權勢的人也錯了，因為大企業完全依賴于那些購買其產品的人們的庇護：一旦失去顧客，最大的企業也喪失權勢和影響。
五六十年前，據說在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鐵路公司都太大，太有勢力；它們壟斷；無法與它們競爭。據說在運輸領域，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摧毀自身的階段，因為它已經消除了競爭。人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鐵路的威力取決于比其它交通方式更好地服務于人的能力。當然了，在已有的鐵道旁邊建設新的鐵道線與這些大鐵路公司競爭是荒謬的，因為已有的線路足以滿足既有需求。但是其它的競爭者很快就出現。競爭的自由并不是說你通過模仿或者照抄別人的做法就能成功。出版自由并不是說你有權抄襲它人著述而獲得成就。它意味著你有權寫你自己的著作。比方說，關于鐵路的競爭自由意味著你可以發明新事物、做一些事情挑戰鐵路公司并將其置于非常不穩定的競爭局勢中。
在美國，鐵路遭遇的競爭——公共汽車、小汽車、卡車和飛機——使鐵路遭受損失，幾乎完全被排擠，至少就客運而言。
資本主義的出現意味著每個人都有權更好和（或）更廉價地服務消費者。這個方法、這條原理在相對短的時間里改變了整個世界。它使世界人口得以史無前例地增長。
在十八世紀英國，土地只能負擔六百萬人很低的生活水平。今天，五千多萬人享受著比十八世紀最富裕的人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今天的英國的生活水平本來還能更高，要是英國人的精力沒有被浪費在從各方面看都是可以避免的政治和軍事“冒險”上。
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事實。于是，如果一個英國人——其實世界上別的國家的人也一樣——對別人說他反對資本主義，有一個絕妙的辦法回答他：“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口比前資本主義時代多十倍；你知道今天所有人比資本主義之前的祖先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要是沒有資本主義，現在的十個人里只能有一個活下來。你活著這個事實就是資本主義成功的證明，不論你是否看重你的生命。”
雖然有這些功績，資本主義卻一直遭到劇烈的抨擊和批判。我們有必要理解這種憎惡的根源。對資本主義的仇恨并非發端于群眾、工人，而是發端于地主貴族——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紳士貴族。他們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快：十九世紀初期，工業工人的高工資迫使地主貴族向農業工人支付同樣的高工資。貴族通過指責工人群眾的生活水平抨擊資本主義。
當然了，從我們現在的立場看，工人的生活水平是極其低下的；早期資本主義的狀況絕對是令人震驚的，但這不是因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工業損害了工人。受雇于工廠的人們之前一直生活在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境況中！
工廠雇用婦女和兒童、而這些婦女和兒童在進廠工作之前過著心滿意足的生活是個重復過幾百遍的著名的老故事，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假話之一。那些在工廠工作的母親們沒米下鍋；她們并非離開廚房進工廠，她們進工廠是因為她們沒有廚房，或者有廚房但是沒米下鍋。兒童們也并非身處舒適的照料之下。他們在忍饑挨餓，在死去。所有所謂的早期資本主義難以言表的恐怖都能夠被一個統計數字駁倒：正是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年頭里，正是在1760到1830年被稱為英國工業革命的時代，正是在那些年里，英國人口翻了一番，這意味著成千上萬之前會死去的兒童活了下來并且長大成人。
無疑，從前的狀況是非常令人不滿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改善了這些狀況。正是這些早期的工廠滿足了工人的需求，直接滿足或者通過出口產品并從其它國家進口糧食和原材料間接滿足。資本主義早期史學家們再三地——人們大概找不到更溫和的詞了——歪曲歷史。
他們講述的一個傳說很可能是杜撰的，其中有本杰明·富蘭克林。這個故事說，富蘭克林參觀英國的一家棉紡廠，廠主滿懷驕傲地告訴他：“瞧！這些棉產品是給匈牙利生產的。”富蘭克林環顧四周，看到工人們衣不蔽體，說道：“為什么您不也為您自己的工人生產？”
但是廠主說的那些出口其實意味著他的確為他的工人生產，因為英國必須進口所有原材料。英國和歐洲大陸都不產棉花。英國糧食短缺，必須從波蘭、俄國和匈牙利進口糧食。這些出口是對英國人民生存所需的糧食進口的償付。那些時代的許多例子都表現出了對工人的紳士和貴族態度。我只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著名的英國“濟貧”制度。根據這個制度，英國政府支付所有沒有達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的工人他們的實際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額。這為地主貴族省了不少錢。貴族們支付傳統的低農業工資，政府補足差額，這樣使工人留在農村而不去城市工廠工作。
八十年后，資本主義從英國擴張到歐洲大陸后，地主貴族再次抗拒新的生產體系。在德國，普魯士容克（地主——漢譯者注）由于資本主義行業工資高而喪失了許多工人，他們發明了一個詞：“逃離土地”——Landflucht。在德國議會里，人們討論了如何制止這一邪惡，從地主貴族的立場看這的確是邪惡。
德意志帝國的著名總理俾斯麥王子在一次演說中說：“我在柏林遇見一位曾經在我的農莊干活的人，我問他，‘你為什么離開農莊？你為什么離開農村？為什么你現在住在柏林？’”據俾斯麥說，那人回答道：“農村沒有柏林這么好的啤酒館，你可以坐著喝酒聽音樂。”這當然是從農莊主俾斯麥王子的立場敘述的故事。這不是所有那些雇工的看法。他們去工廠是因為工廠付給他們更高的工資，并將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今天，在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基本生活相對來說只有不大的差別；兩者都不匱乏吃穿住。但是在十八世紀和更早期，中產階級人士和下層社會人士的差別是前者有鞋后者沒有鞋。在今天的美國，富人和窮人的差別常常不過是凱迪拉克和雪佛萊的差別。雪佛萊可能是二手的，但基本上它的功能是一樣的：車主能夠駕駛它從一地到另一地。美國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自有的房屋和公寓里。
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對其高工資——的抨擊來自這樣一個錯誤的前提：工資不是由那些在工廠工作的人們支付的。經濟學家和學習經濟學理論的學生當然可以區別工人和消費者。但事實是每個消費者都必然掙錢才能花，而絕大多數消費者恰恰正是在生產消費品的企業工作的人。資本主義的工資水平不是發工資的人決定的，而是掙工資的人決定的。電影明星的工資不是好萊塢電影公司支付的，是買電影票的人支付的。給拳擊手開出天價獎金的不是組織拳擊比賽的企業家，而是買票看比賽的人們。人們可以在經濟學理論中區分雇主和雇員，但這個區分不是實際生活中的；在實際生活中，雇主和雇員最終是同一些人。
許多國家都有一些人認為，一個拖家帶口的人與一個單身漢掙同樣的工資是不對的。但是雇主不應對雇員家庭撫養人口的多少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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