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我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是應經濟自由傳播中心（Centro de Difusión Economía Libre）之邀。那么什么是經濟自由呢？這個經濟自由的制度意味著什么？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市場經濟，是個人在勞動分工中的合作由市場實現的制度。這個市場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它是個人通過買賣，通過生產和消費貢獻于社會總產出的方式。

在論述這個經濟組織體系——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采用了“經濟自由”這個詞。人們經常誤解其意思，以為經濟自由與其他自由關系不大，認為其他自由——人們認為這些自由更加重要——在沒有經濟自由的條件下也能存在。經濟自由的意思是：個人能夠選擇融入社會的方式。個人能夠選擇職業，他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這當然不是今天許多人所說的意義上的自由；它的意思是：通過經濟自由，人們擺脫了自然條件的桎梏。在自然界沒有自由可言，只有自然定律，人們要達到目的，只能遵從這些定律。

然而，今天，社會性的各種自由被許多人認為是相互獨立的。那些今天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他們呼吁的政策，與19世紀自由主義者在自由主義綱領中倡導的政策正好相反。

把“自由”這個詞用于人類時，我們想到的只是社會中的自由。然而，今天，社會性的自由卻被許多人認為是互不相關的。今天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持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念：言論自由、思想和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不受審判的監禁——所有這些自由，都不需要所謂的經濟自由即可維護。他們沒有認識到，在沒有市場、政府指令一切的制度中，所有這些其他的自由都是虛幻的，即使它們被宣布為法律并寫進憲法。

我們以出版自由為例。如果政府擁有所有印刷廠，它就能夠決定印什么不印什么。如果政府能夠這么做，那么印刷任何反對政府的觀念的主張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出版自由就沒有了。所有其他自由也是一樣。

在市場經濟中，個人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選擇他自己融入社會的方式的自由。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就不是這樣：人的職業是由政府命令決定的。政府能夠命令它不喜歡的人、它不想讓其在某地居住的人搬遷到其他地方。而且政府總是能夠宣稱，政府計劃需要這位杰出的公民搬遷到千里之外，使他不再能夠與當權者作對。

的確，一個人在市場經濟中享有的自由不是從形而上的立場看完美的自由。不存在完美的自由這么一回事。自由只是社會框架內的東西。18世紀的“自然法”論者——首當其沖是盧梭——相信在遙遠的過去人們享有所謂的“天然”自由。但在遠古，人們不是自由的，他們受到任何一個比他們強壯的人的隨意擺布。盧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枷鎖無處不在”聽上去不錯，但事實上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人生下來是非常虛弱的小生命。如果沒有父母的保護，沒有社會對他父母的保護，他就無法生存。

社會中的自由意味著人們相互依存。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經濟自由狀態下的社會，意味著每個人服務于他人，并得到他人服務回報的狀態。人們認為，市場經濟中存在不需要他人幫助和支持的老板。他們相信行業巨頭、生意人和企業家是經濟體系中的真正老板。但經濟體系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費者。如果消費者不再垂青一個行業，這些生意人要么被迫放棄其在經濟體系中的顯赫地位，要么按照消費者的愿望和指令調整其行動。

共產主義的最著名的宣揚者之一是Passfield女爵，她用娘家名Beatrice Potter寫作，也因為她丈夫Sidney Webb為人所知。這位夫人出身富商，年輕時作她父親的秘書。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父親的公司，每個人都聽命于我父親。他是老板。只有他命令他人，沒有人命令他。”這是很短視的看法。消費者、買主命令他父親。不幸的是，她看不見這些命令；她無法看到市場經濟的過程，因為她只對她父親在辦公室或者工廠里發出的命令感興趣。

在所有的經濟問題中，我們必須記住偉大的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一篇輝煌文章的標題：“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為了理解經濟體系的運作，我們不僅要考察看得見的，還要注意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事物。比方說，老板對職員的命令，辦公室里的人都聽得見。聽不見的是消費者對老板的命令。

事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的老板是消費者。掌權者不是國家，而是人民。以下事實可以證明他們掌權：他們有權愚蠢。這就是掌權者的特權。他有權犯錯誤，沒人能阻止他犯錯誤，當然，他必須為錯誤付出代價。當我們說消費者至上或者消費者做主時，我們并不是意指消費者不會犯錯誤、消費者總是知道什么對他是最好的。消費者經常購買或消費不應購買或消費的東西。

但是，認為通過控制人們的消費，資本主義政府能夠防止他們自我損害，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作為家長式權威、作為每個人監護者的政府的觀念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們的觀念。一些年前在美國，政府嘗試了所謂的“高尚實驗”（a noble experiment）。這個高尚實驗是禁止買賣酒精飲料的法律。的確，有些人喝白蘭地和威士忌過度，這么做傷害了他們自己。美國一些權威人士還反對吸煙。當然，很多人不顧健康，吸煙過度。這就提出了一個遠遠超出經濟學討論的問題。它表明了自由到底意味著什么。

人們或許會說，阻止人們飲酒吸煙損害自身是好事。但是一旦你承認這一點，其他人就會說：難道身體就是一切嗎？人的精神不是更重要嗎？難道人的精神不才是真正的人類稟賦，真正的人類特性？如果你賦予政府決定人的身體消費、決定人們是否應當吸煙是否應當飲酒的權力，那么你就無法回答別人提出的問題：“精神和靈魂比身體更重要，人要是讀壞書聽壞音樂看壞電影對自身的傷害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責任阻止人們犯這些錯誤”。

如你們所知，千百年來，政府的確相信這確實是他們的責任。而且這不僅僅是久遠以前的事情；不久前，德國政府還認為，辨別好的和壞的繪畫作品是政府的職責——當然了，好壞是根據一位年輕時代未能考入維也納藝術學院的明信片畫家的觀點，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且，在繪畫與藝術問題上，發表與這位元首不同的觀點是非法的。

一旦你承認控制酒精消費是政府的職責，那么，那些說控制書籍和觀念更加重要的人，你何言以對？

自由其實意味著犯錯誤的自由。這一點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可以十分反感其他人花錢過日子的方式。我們可能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絕對是愚蠢的糟糕的，但在自由社會中，人們有許多方式表達應當如何改變生活方式的觀點。可以寫書寫文章做講演，甚至可以在街頭布道——許多國家都有人這么做。但是一定不可僅僅因為不想讓別人有行事的自由，而強力制止別人做某些事情。

這就是奴役與自由的差別。奴隸必須做主子命令他做的事情，而自由公民——這就是自由的意義——卻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當然了，資本主義制度可能會被濫用，而且也的確被一些人濫用。人們當然可能做一些不應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多數人都這么做，那么一個反對這么做的人，總是有辦法試圖改變別人的想法。他可以嘗試說服他們，但是一定不可用強力，不可用政府的警察力量強迫他們。

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通過為他人服務而服務于自己。這就是18世紀自由主義論者們談論“所有群體和個體的正確理解的利益的和諧”時所想的。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正是這個利益和諧的學說。他們談論的是各個群體間“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

這是什么意思？卡爾·馬克思，在他那本引發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中宣稱，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他采用的例子全都來自前資本主義社會。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社會被分為繼承性的階層集團，在印度被稱為“種姓”。在階層社會中，舉例說，一個人不是生為法國人，而是生為法國貴族或法國資產階級或法國農民。在中世紀大部分時期，農民就是農奴。農奴制在法國直到美國革命后才完全消失。在歐洲其他地方，它甚至更晚才消失。

但是奴役存在——甚至在廢除了奴隸制之后繼續存在——的最壞形式是在英國的海外殖民地。人們從父母那里繼承了社會地位，終生不變，還傳給后代。每個群體都有特權和束縛。最高等級只有特權，最低等級只有束縛。除非發動針對其他階層的政治斗爭，人們無法掙脫社會地位對他的束縛。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可以說存在“奴隸主和奴隸間不可調和的利益斗爭”，因為奴隸們要求的是掙脫奴役，掙脫奴隸身份，而這意味著奴隸主的損失。因此，無疑存在不同階級成員間的不可調和的利益斗爭。

人們一定不可忘記，在那些年代里，等級社會是歐洲和歐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的社會形態，人們并不認為自己與本國的其他階層有任何特殊聯系；他們更看重的是其他國家同一階層成員的認同。法國貴族并不把下等階層的法國人視為同胞；他們不過是他不喜歡的一群“烏合之眾”。他只把其他國家——比方說意大利、德國——的貴族視為同類。

這個事態最顯見的結果是，全歐洲的貴族使用同一種語言。這種語言是法語，法國之外的其他人群不懂它。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有自己的語言，而下等階層——農民——則使用其他人群一般都不懂的當地方言。人們的穿著方式也是一樣。如果你們在1750年在歐洲跨國旅行，你們會發現上等階層——貴族——通常都穿著相同，而下等階層則穿著不同。你在街上看到一個人，立即可以從穿著看出他的階層、等級。

難以想象當時的狀況與現在有多大的不同。我從美國來到阿根廷，在街上看到一個人，我無法知道他的等級。我只好認為他是阿根廷公民，他不是非法團伙的成員。這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當然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有差異，存在財富方面的差異。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認為這等同于階級社會中人的差異。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差異不同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差異。在中世紀——許多國家甚至更晚——一戶人家可能是貴族，并擁有大量財富，或者是繼承數百年的地主，不論其品行、才華、性格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狀況下，存在被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變動性”。按照意大利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帕累托的說法，這種社會變動性的根本原因是“經營的變動”（la circulation des élites）。這意味著，總是有人處于社會的上層，他們有錢，有政治影響力，但是這些人——這些精英——是不斷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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